我订了去漳州的票,但出发前,我回了趟芦淞分局。
  老梁还在。我把那张维修单拍在他桌上。
  “2025年6月,”我说,“他腊月就注销户口了。”
  老梁把单子翻过去,看背面的章:老周钟表修理。他没说话,看了很久。
  “您上次说,”我说,“有些地方您没想通。”
  他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档案,推过来。
  “游敬亭,2024年3月刑满释放。”老梁指着一行字,“按规矩,释放后得回户籍地报到,重新落户。他没来。所以从去年三月到十二月,他在系统里是个黑户——人放出来了,可没落回去,也没注销,就这么悬着。”
  “然后我妈去销的户。”
  “嗯。死亡注销,2024年12月27日,经办人何素芬。”他顿了顿,“可你琢磨过没有——死亡注销,得要死亡证明。证明谁开的?”
  “中心医院。”
  “对。可中心医院的死亡证明,要么见着遗体,要么有接诊记录加家属签字确认。你妈去办的时候,见过遗体没有?”
  “没有。”我说,“她签了字,直接拉去火化了。”
  老梁点点头,像是在等我这句话。“火化也一样。殡仪馆要死亡证明,也要遗体,两样齐了才烧。你妈办的是手续,遗体她从头到尾没见着。这事儿,从头到尾就是按人没了走的流程,可就没人核实过人到底还在不在。”
  我盯着那张维修单。
  “他是拿什么注销的?”我问。
  “他2024年4月在中心医院有过一次诊断,”老梁说,“右肺上叶恶性肿瘤,晚期。报告我调过,真的。”
  我明白了。
  他拿着那张真的诊断,找了人,开出一张死亡证明——诊断是真的,人是不是真没了,没人验。我妈拿着证明去派出所销了户,去殡仪馆办了火化。火化的那具遗体,不是他。殡仪馆一天经手那么多,凭一张证明、一个家属签字就办了,没谁要求家属当面认尸。我妈从头到尾没见着人,她签了字,流程就走完了。
  “所以他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我说。
  老梁没接话。他把维修单推回来。
  “漳州那个老周,”他说,“在系统里查不到。要么用了别人的名字落的户,要么压根没落户。一个修表的,现金买卖,不开发票,谁查你身份证?”
  我拿起那张维修单。送修人写的是“周”。取件日期,2025年6月。
  “他连维修单都开。”我说。
  “开啊。”老梁说,“小本生意,一张单子而已,又不上联网。他活着,表是真的要修的,单子也是真的。人死了才不开单子呢。”
  我把它折好,放进包里。
  漳州古城,修文西路。
  那是一条石板路,两边是骑楼。我找到那家店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招牌很旧了,木头的:老周钟表修理。
  店很小。柜台,工作台,墙上挂满了钟。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低头在修东西。戴着眼罩,手里捏着镊子。
  头发白了一半。
  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铃响了一下。
  他没抬头。
  我说:“游敬亭。”
  镊子停了。
  他抬起头。
  我没认错。眼睛,嘴巴,右眉毛上那道疤。就是瘦得太厉害,颧骨支出来,皮肤是灰的。
  他看了我三秒。
  然后他把眼罩摘了,放下镊子。
  很平静。就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他从柜台底下拿出那只上海表,推到我面前。
  “修好了。”他说,“走吧。”
  我没动。
  “我不走了。”
  他没说话。
  “我恨了你五年。”我说,“我以为你卷了钱跑了。我在所有人面前骂你。我把你东西全扔了。”
  他“嗯”了一声。
  “你恨我吗?”
  他摇头。
  “不恨。”他说,“恨是要记着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
  “我说过护你到三十岁。”他说,“你今年三十四了。”
  我说:“所以这五年……”
  “是我自己愿意的。”他说,“跟你没关系。”
  我站在柜台前面,哭得说不出话。
  他等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纸巾,推过来。
  我看到柜台上有两个搪瓷缸。一个印着“先进工作者”,一个印着“白鹤小学”。
  墙上贴着一张课表。周三下午,手工课。底下是二十七个名字。
  角落里钉着一张照片,二十七个孩子,三排。
  “你还寄钱吗?”我说。
  “寄。”
  “豆子呢?”
  他看了我一眼。
  “她今年初二。”他说,“成绩不好。”
  我说:“我能不能——”
  “不能。”
  我闭上嘴。
  他重新戴上眼罩,拿起镊子,低头继续修表。收音机在放戏,唱的是什么我听不懂。
  我拿起那只上海表。表蒙换过了,玻璃是新的。走得准。
  我把它戴在手上。表带磨得发白,扣上正好。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我回头说了一句:
  “十二封信,你没写过一句想我。”
  他没抬头。
  镊子在表盘里动了一下。
  “写了你也不会信。”他说。
  我出了门。
  巷口有个卖水仙的摊子,一盆盆摆在地上,白花,很香。
  我买了两盆。
  一盆放在了店门口的台阶上。
  另一盆我抱着,去了车站。
  回到株洲是第三天。
  我把建设路 47 号收拾出来了。乔米搬走的时候把能拿的都拿了,连窗帘都拆了。我重新刷了墙,装上窗帘。
  窗外那棵樟树还在。
  我没住进去。我把房子挂出去了,租金一千八一个月,跟以前一样。每个月房租到账,我直接转到白鹤小学的账上,备注栏写:一个欠了债的人。
  敖校长打电话问我,说汇款人名字能不能写真的,学校要记账。
  我说:你就写这个。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
  十二月我又去了一趟医院。我妈的复查。医生说片子干净了,可以减药。
  出来的时候她在走廊上等我,头发全白了。
  我说:“干净了。”
  她诶了一声,眼睛红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里面装着一只旧手表。
  我说:“什么?”
  “你弟还回来的。”她说,“他当年当掉的那只……后来他又赎回来了,一直藏着,不敢给我看。”
  我拿着塑料袋,站在走廊里。
  我说:“妈,这不是他赎的。”
  她愣住。
  我把表拿出来,翻到背面。表壳内侧有一道很深的划痕——那年我跟他吵架,把他手表摔在地上,是我摔的。
  我说:“这只表是原主赎的。”
  她捂着嘴。
  我把表戴在左手上。右手那只上海表,是漳州带回来的。
  两只表,我戴了两只。
  第二年一月一号,我还是去了老房子的信箱。
  空的。
  我站着看了一会儿,从包里拿出纸和笔,写下新地址。写得很慢,怕写错。
  写完,贴上去,用手压平。
  然后我把那串钥匙从口袋里掏出来,放进信箱,锁上了。
  锁的声音很轻。
  我往回走。走到小区门口,物业那个姓周的姑娘正踩着凳子贴春联,抬头冲我喊:“池姐,物业费交一下呗!”
  我说:“今天几号?”
  她说:“一号啊。”
  我说:“好。我这就去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