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儿岛港在身后缩成一道脏污的灰线,最终被海平面吞没。太平洋冬季的风像冰冷的锉刀,刮过运输舰“定远七号”钢铁的甲板,也刮过每个士兵裸露在外的皮肤。宋元背靠着一个堆叠的集装箱坐下,双腿曲起,40式步枪横放膝上。她没去看海,也没去看周围嗡嗡低语、面色惶然或故作镇定的同袍。她只是盯着自己作战靴上怎么也刷不干净的、属于鹿儿岛泥土的暗红色污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枪托上岁月留下的细小划痕。
船舱里充斥着汗味、机油味、廉价烟草味,以及呕吐物的酸腐气息。不少新兵晕船,抱着桶吐得天昏地暗。李浩脸色蜡黄地靠在王强身边,眼睛紧闭。高班长叼着没点燃的烟,正和一个轮机兵低声打听消息,眉头拧得能夹死苍蝇。
“说是先去海参崴……帝国在那边的远东堡垒区。”轮机兵声音压得很低,带着浓重的口音,“补给,整编,然后……估计就得往西填了。妈的,西边现在就是个无底洞,听说欧洲佬的先锋已经和咱们的边境警戒部队交上火了,就在贝加尔湖西边。”
“贝加尔湖……”高班长重复了一遍,声音有些飘忽,“那可真他妈够远的。”
宋元听着,没有参与讨论。海参崴,帝国的远东咽喉,也是面向日本海的重要军港。从那里,铁路线像血管一样向西延伸,穿过西伯利亚的冻土、荒原和密林,直达欧洲前线。她知道那条路,七年前,帝国大军曾沿着它滚滚西进,也在它上面溃退东逃。路是一样的路,只是这次方向反了,目的也截然不同——不再是征服,而是防御,或者说,是迟滞一场预谋已久的、规模空前的反扑。
运输舰的广播响了,不是音乐,是团长干涩的声音,通过劣质喇叭传出,带着刺耳的电流杂音:“全体人员注意。我部航向:海参崴。预计航程四天。抵达后,按新编制作战序列接受整补。西线战事已进入关键阶段,帝国需要每一名士兵恪尽职守,发扬……”
后面是套话。宋元关掉了听觉,只捕捉到“关键阶段”几个字。关键阶段,往往意味着绞肉机功率开到最大的时刻。
航程单调而压抑。除了必要的警戒和操练,大部分时间士兵们都在狭窄拥挤的舱室里消耗。有人打牌,有人写信,有人发呆,更多的人在睡觉,仿佛要把未来可能缺失的睡眠一次性预支。宋元睡得很少,她总是醒着,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复拆装保养自己的武器,不仅仅是步枪,还有从鹿儿岛战场上“搜集”来的一把欧洲制式手枪(她认出那是战前流入日本的走私货),以及几枚日军的卵形手雷。动作精确,神情专注,像在进行某种沉默的仪式。李浩有时会偷看她,眼神里混杂着敬畏和一种更深的困惑。他不明白,这个看起来比自己妹妹还显小的“女兵”,为何能如此冷静,冷静得近乎……没有温度。
第四天清晨,海平线上出现了陆地灰蒙蒙的影子,以及密布的桅杆和烟囱。海参崴到了。
还没靠岸,空气中那股属于大型军港的、混合着煤烟、铁锈、腐烂海藻和隐约硝烟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港区异常繁忙,大小舰船进出不停,码头上起重机长臂挥舞,将成箱的物资卸下,又将一队队士兵和装备送上等待的列车。远处的城市轮廓在冬日的寒雾中显得有些模糊,但高耸的炮台和防空塔的剪影清晰可见。
“重锤”师第三团的士兵们像沙丁鱼一样被赶下船,在冰冷刺骨的寒风中列队。很快,他们被引领着穿过杂乱拥挤的码头区,走向一列望不到头的、黑黢黢的货运列车。车厢是改装过的闷罐车,铁皮上刷着模糊的军列编号和帝国鹰徽,车门拉开,里面只有光秃秃的铁板,角落堆着些干草。
“上车!抓紧时间!”军官的吼声在寒风中破碎。“每人领一天口粮和水!火车很快发车!”
没有欢迎,没有动员,甚至没有像样的休息。从温暖(相对而言)的鹿儿岛,到寒风吹彻的北太平洋,再到这冰冷的远东铁轨上,转换快得让人头晕。宋元跟着高班长钻进一节车厢,铁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关上,只留下高处几个狭小的透气孔,投下几缕微弱的光。车厢里瞬间暗下来,充斥着金属、尘土和干草的味道,还有士兵们身上携带的、来自鹿儿岛的、若有若无的焦臭。
火车在不久后猛地一颤,缓缓开动。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单调而持久,成了接下来时间里唯一恒定的背景音。气温在下降,即使挤在一起,呵出的白气也清晰可见。士兵们默默地分食着冰冷的压缩饼干和肉罐头,就着铝制水壶里已经半结冰的水。
“这他妈是往西伯利亚开吧?”有人嘀咕了一句,声音在封闭的车厢里回荡。
“不然呢?去贝加尔湖看风景?”高班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裹紧了身上的军大衣。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背靠着冰冷铁皮闭目养神的宋元,想说什么,最终只是摇了摇头。
列车昼夜不停地向西行驶。透过透气孔偶尔看到的景色,从海参崴附近的丘陵林地,逐渐变成一望无际、被白雪覆盖的荒原。森林变得稀疏,天空总是铅灰色,看不到太阳。气温越来越低,即使有车壁阻挡,寒气依然无孔不入。士兵们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裹在身上,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李浩的嘴唇冻得发紫,王强则开始咳嗽。
宋元从自己的背包深处,掏出了一小罐贴着帝国陆军标识的防冻膏,分给周围几个冻得厉害的士兵。这东西是她在鹿儿岛时,从一个阵亡的工兵身上找到的野战补给品之一。她自己只抹了薄薄一层在脸颊和手上,动作熟稔。高班长注意到她似乎对严寒适应得很快,或者说,她只是把不适隐藏得更深。
第三天夜里,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临时停下加水。车门拉开一道缝,冰冷的空气涌入,同时传来的还有远处隐约的、闷雷般的声响,不是雷鸣。
“炮声。”高班长侧耳听了听,脸色凝重,“离得还不近,但已经在交火了。”
气氛一下子绷紧了。士兵们沉默地听着那来自遥远西方的、死亡的低语。战争不再只是广播里的词汇和地图上的箭头,它变成了可被感知的震动,通过铁轨和冻土传来。
车门重新关上,火车再次启动,继续向西。那炮声时断时续,有时几乎听不见,有时又清晰一些,像一头在黑暗中逡巡的巨兽的喘息。
宋元在黑暗中睁着眼。她摸了摸胸前冰凉的军籍牌,又摸了摸贴身口袋里那颗来自叶凌的、已经有些融化的水果糖。糖纸窸窣的细微声响,被淹没在车轮永不停歇的“哐当”声里。
家,在东南方向,越来越远。而前方,西伯利亚的荒原尽头,贝加尔湖的冰面之下,战争正张开它冰冷的巨口,等待着吞噬又一批年轻的、或不再年轻的血液与生命。
第七十九中学的操场上,呵出的白气连成一片。
“防毒面具!三十秒内佩戴完毕!快!”陈锋少校的吼声带着白雾。
叶凌手忙脚乱地将那个散发着橡胶和化学制剂怪味的厚重面具套在头上,视野瞬间变得狭窄昏暗,呼吸也变得粗重。她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在面具内回荡,也能听见周围同学类似的、带着恐慌的吸气声。有人没戴好,发出被呛到的咳嗽和呜咽。
“摘掉!重来!你们以为敌人会等你调整好呼吸吗?”陈锋毫不留情。
反复的训练从射击延伸到更广泛的“战场生存技能”。除了防毒面具,还有在模拟染毒区域快速通过、利用地形地物掩护前进、甚至是如何在近距离遭遇敌军时用刺刀和工兵铲进行格斗——尽管用的都是包着棉布的训练器材,但那股狠劲和疼痛是真实的。
实弹射击的频率也增加了。叶凌的肩膀和锁骨下方已经磨出了一片深色的瘀青,每次抵肩射击都带来清晰的痛感。她开始习惯硝烟味,习惯枪声在耳膜上的震动,甚至开始习惯在匍匐前进时,冰碴和碎石划破手掌的刺痛。
文化课几乎名存实亡。历史课变成了欧洲联盟军事力量分析,地理课聚焦西线地形与气候对作战的影响,生物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