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兵役总局的命令是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传遍全国的。
  不是通过广播——广播太慢,而且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收音机。是印刷品。成捆成捆的纸张从印刷机里吐出来,被卡车、火车、马车、甚至自行车运往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能走通的路。传单贴在公告栏上,贴在工厂大门上,贴在村口的电线杆上,贴在那些已经贴过阵亡通知书的同一个地方。
  上面的字很大,大到一个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那个数字:25。
  不是18。不是16。是25。
  “即日起,凡年满二十五周岁之帝国男性公民,不论职业、不论籍贯、不论是否已服兵役,一律征召入伍。征召范围包括:工厂工人、农场农民、机关职员、学校教师、商店店主……任何尚未被征召之适龄男性。”
  命令的末尾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钢印,和总统的签名。钢印压得很深,纸背都凸起来了。
  命令贴出来的时候,李建国正在吃早饭。
  他住在帝国北方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镇子不大,几百户人家,一条主街,一个粮站,一个供销社,一所小学。他在这所小学当数学老师,当了二十三年。今年四十七岁,头发已经花白,背微微有些驼,但手很稳——教了二十三年粉笔字,手不可能不稳。
  他的妻子坐在对面,正在给他剥一个煮鸡蛋。鸡蛋很小,是自家养的鸡下的,壳很薄,她剥得很小心,生怕剥破。他们的儿子去年秋天被征走了,分到西线,寄回过两封信。第一封信说“妈,我在这边挺好的,吃的够,不冷”。第二封信说“妈,我们换防了,新地方没有邮局,可能很久不能写信”。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李建国把粥喝完,把妻子递过来的鸡蛋吃了,站起来,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往门外走。
  “中午回来吃吗?”妻子问。
  他停了一下。
  “回来。”他说。
  然后他走出门,往学校走。走了大约两百步,看见了公告栏。
  公告栏前围了很多人。都是男的。年轻的,不再年轻的,有的穿着工厂的工作服,有的穿着自家织的粗布棉袄。没人说话。只是站着,看着那张纸。
  李建国走过去,站在人群后面。他不需要挤到前面去——他的视力很好,二十三年的粉笔字没把他的眼睛用坏。他看见那个25,看见那个“不论职业”,看见那个“即日起”。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人群渐渐散了。有人低着头走,有人站在原地发呆,有人掏出烟来抽,手在发抖。没有人骂,没有人哭。只是站着,或者走着,像一群刚被通知要下雨的人,不知道是该跑还是该等。
  李建国继续往学校走。
  学校里已经有人了。校长站在门口,也是在看那张从镇里领回来的传单。他看见李建国,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看见了。”李建国说。
  校长点点头。他把传单折起来,塞进口袋。
  “上面说,教师也算。”他的声音很轻,“算‘机关职员’。”
  李建国没有说话。
  “镇上通知,三天后到兵役站报到。体检,然后统一分配。”校长顿了顿,“你今年……四十七?”
  “四十七。”
  校长没有再说什么。他转身,走回办公室,把门关上了。
  李建国站在走廊里,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那是四年级的学生,正在念一篇课文。课文的内容他教过很多遍,是一个关于春天、关于播种、关于收获的故事。他站在走廊里,听了很久。
  然后他走进教室。
  孩子们已经坐好了。三十几个,从七岁到十三岁,挤在长条凳上,面前是木板钉成的课桌。他们看着他,等着他说话。
  他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粉笔很短,是他昨天用剩的。他把它握在手心里,感觉它的重量。
  “今天,”他说,“我们讲方程。”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字。他的手很稳,字很端正。但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这里了。
  三天后,他到兵役站报到。
  兵役站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原来是个会议室,现在桌子椅子都搬走了,只剩下几张条凳和一张办公桌。一个穿军装的中尉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摞表格。他的脸上有很深的黑眼圈,声音沙哑,说话的时候不看人,只看表格。
  “姓名。”
  “李建国。”
  “年龄。”
  “四十七。”
  中尉的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李建国一眼。那一眼很快,但李建国看见了里面的东西——不是同情,不是惊讶,是一种很累的、已经来不及处理任何额外情绪的空洞。
  “职业。”
  “小学教师。数学。”
  中尉在表格上写了什么。他把表格递给李建国。
  “去隔壁。体检。”
  体检很简单。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听心肺。最后一项是检查四肢——医生让他伸出手,握拳,张开,再握拳。然后让他走几步,弯腰,站直。
  医生是个老头,穿白大褂,袖口有烟烫的洞。他检查完,在表格上写了几笔,递给李建国。
  “合格。”他说。声音没有起伏。
  李建国接过表格,看了一眼。合格。他四十七岁,左膝有旧伤,阴天会疼。但他合格了。
  他拿着表格走回中尉那里。中尉接过,看了一眼,把表格放进一个纸箱里。纸箱已经满了,里面全是表格,密密麻麻的名字。
  “回去等通知。”中尉说,“一周内。”
  李建国点点头。
  他走出兵役站,站在镇政府院子里。天很冷,风从北边来,刮在脸上像刀片。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指向灰蒙蒙的天。
  他站在那棵树下,站了很久。
  然后他往回走。走过公告栏——上面又贴了新东西,他没看。走过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队,有人在买盐,有人在买火柴,有人在买那种能放很久的硬饼干。走过学校——教室里还有读书声,是另一个老师在教语文,念的是一首古诗,他听不清是什么诗。
  他走进家门。
  妻子还在厨房里。她听见门响,探出头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她没有问他体检结果。他也没有说。他们之间的默契在二十三年里长成了一种不需要语言的、像老树根一样盘根错节的东西。她知道他会走。他知道她会等。他们都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说“回来了”。
  “吃饭吧。”她说。
  他坐下来。桌上是一碗白菜炖豆腐,两个馒头。他拿起馒头,掰开,递给妻子一半。
  她接过,没有吃。
  他看着她的脸。这张脸他看了二十三年,从年轻看到不再年轻。额头上有皱纹,眼角也有,鬓边的白发比去年多了很多。她还是那么瘦,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
  “我走了以后,”他说,“你回你妈那边住。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她没有回答。
  “粮票在抽屉里,布票也是。冬天别省着,该烧的柴就烧。煤还够烧两个月,开春以后——”
  “你别说了。”她打断他。
  她站起来,端着那碗没吃的白菜炖豆腐走进厨房。
  他听见厨房里传来水声。很轻,断断续续,像在洗什么东西。他坐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那半个馒头。馒头凉了,硬了,但他还是把它吃完了。
  晚上,他坐在桌前写信。
  不是写给儿子——儿子没有地址。是写给学校的校长,写给学生,写给那些他教了二十三年、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孩子。他写了很多,又划掉很多,最后只剩下一行:
  “好好念书。”
  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学校的名字。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是北方冬天的夜。没有月亮,但星星很亮,亮得能看见远处山脊的轮廓。那山他看了二十三年,春天绿,秋天黄,冬天白。明年春天,那山还会绿。但他可能看不到了。
  他站在那里,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