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日经指数涨到了接近三万九千点。
那天休息室里有人开了啤酒。
电视里的主持人笑着谈论四万点,旁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五万点什么时候到。一个刚进公司的年轻人问我,要是指数真到五万点,我会不会后悔。
我说当然会。
谁会不后悔呢?
看着别人挣钱,自己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哪里会有什么超然的心境。
我只是没想到,那竟然已经是山顶。
第二年开春以后,最初的变化很小。
先是股票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涨了。
然后银行的人来得少了。
再后来,几个总在休息室里谈股票的人开始不看电视。电视一开到财经节目,他们就去抽烟。
我那时在一家给建设会社供应材料的仓库做现场事务。
过去每到月底,司机都要排队等着卸货,水泥、钢材、管件一车接一车往工地送。到了春天,有两家长期客户忽然要求延迟送货。
五月又取消了一家。
六月,仓库最里面堆着的一批建材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提。
社长还说只是暂时的。
七月开始拖工资。
我太熟悉这种说法了。
大阪工厂出事前,我也曾经告诉别人,只是暂时周转不开。
公司最先减少的是临时工。
然后停掉夜班。
再然后,连做了十几年的正式员工也开始被叫进办公室。
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习惯。
前一年还因为叫不到出租车而在银座街头挥万元钞票的人,第二年已经开始计算电车月票能不能少买一个区间。
房地产中介的玻璃门上贴满降价广告。
曾经告诉所有人“东京土地永远不会跌”的人,又开始解释什么叫调整,什么叫技术性回落,什么叫长期价值仍然存在。
这些词我都听过。
以前工厂亏钱的时候,我也很会发明词。
订单减少叫暂时波动,资金周转不开叫扩大经营带来的阵痛。
后来我才发现,人最喜欢发明这些词的时候,往往正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至于那些词究竟能撑多久,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
河野是在那年夏天来找我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的西装还是那一套,表却不见了。头发有些乱,站在仓库门口问我能不能借十万日元。
我愣了很久。
两年前,他还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发财。
“房子卖不掉。”
他坐在自动贩卖机旁边,手里捏着一罐没打开的咖啡。
“银行还在收利息。会社也快不行了。第二套房当时买得太高,现在就算降价卖,卖掉的钱也不够还贷款。”
我问第一套呢。
他笑了一下。
“第一套拿去给第二套做追加担保了。”
我听完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借给他三万。
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
他走的时候反复说会还。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听别人说,他回了埼玉。父亲的印刷厂也因为替他担保,被银行一起追债。
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河野只是运气不好。
做生意总有人赚钱,也总有人赔钱。买房买在最高点,偏偏又碰上会社经营不善,这种事情虽然倒霉,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倒霉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先是以前一起喝酒的人不再谈股票,接着是几个做房地产的熟客突然没了消息。
建设会社开始延迟提货,工地要求把送货日期往后推,连过去最爱催我们多备一点材料的社长,也开始问已经订下的货能不能退掉。
我慢慢有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河野遇到的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特别。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人们会把那几年的变化放在一起,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可站在一九九〇年的东京街头,没有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告诉你繁荣已经结束了。
你能看到的,只是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开始缺钱。
老板开始拖工资,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着人贷款,工地停下来,仓库里的货越来越久没人提走。
前一年还在讨论下个月买哪块地的人,过几个月以后,已经开始计算手里的现金还能撑多久。
我也是在这种时候,才一点点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恐怕比河野一个人的失败要大得多。
过去我总把“破产”理解成一次判断失败。
合同签错了,钱借多了,生意做亏了,最后房子被收走,公司也归别人。
等我真正站到下面以后,才发现经营没有这么简单。
一间会社倒下,最先消失的当然是老板的钱,可事情不会停在那里。
工资发不出来,熟练工就会离开;材料商拿不到货款,下一家工厂也可能跟着缺货;已经做到一半的工程停在那里,新的承包商接手以后还要重新检查、重新组织人手。
原本账面上只差几千万日元,拖上几个月,最后需要填进去的钱可能已经翻了几倍。
裁掉一个人也是一样。
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我看到的是人工费减少了多少。
后来真正做过现场,我才知道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工人离开以后,新来的人要多久才能顶上;一个熟悉仓库位置的班长被辞掉以后,一车货为什么会比平时晚两个小时发出去。
这些东西很少会写进最开始那张削减成本的表格里。
可它们最后都会变成钱。
我并没有因此觉得会社就不该裁员,也没有觉得经营者应该养着所有人。
生意撑不下去的时候,该砍的地方还是得砍。
只是从那以后,我再看到“削减人工”“关闭工厂”“停止采购”这些词时,会习惯再往后多想一步。
省下来的究竟有多少?
后面又会多花掉多少?
过去的我只会算前一个数字。
我后来去过上野。
高架桥下面住着越来越多失业的人。
他们里面有我认识的工人,也有过去穿西装的人。
有一个男人以前是小建设会社的现场主任,最风光时带着几十个人做项目,手里总夹着一根进口香烟。再见到他时,他用纸箱挡风,脚上那双皮鞋已经裂开了口。
他认出我以后,第一句话竟然是:
“田中,你运气真好。”
我差点笑出来。
一个破产、负债、住南千住、工资每个月被扣走大半的人,第一次有人说我运气好。
可我想了想,又觉得他说得对。
我确实运气很好。
因为我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破过一次产了。
等所有人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早就在地上。
地上的日子很难过,但至少不会再摔一次。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终于能够比较平静地回想大阪工厂。
皋月当然算计过我。
这一点我到今天也不会替她否认。
她知道汇率会出问题,知道那份合同危险,还故意让我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次脱离本家的机会。
可她能做这些,是因为她太了解当年的我。
只要把“独立经营”四个字摆在面前,我就会自己伸手去拿。
只要有人告诉我订单会越来越多,我就敢借更多的钱。
只要银行愿意贷款,我就会把贷款当成别人对我能力的认可。
只要前一年赚了钱,我就会觉得第二年理所当然还应该赚得更多。
后来整个日本都这样做了一遍。
我只是比他们早了几年。
这个发现没有让我好受多少。
只是,它让我终于没办法再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一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女孩。
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而已。
……
一九九零年秋天,报纸开始大篇幅报道失业、欠薪和企业倒闭。
我又一次看见了西园寺三个字。
这次是在救济公告上。
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