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走得比我想象的快。
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抚养权变更案，加上市里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张老师的证词，妈妈的监护权被撤销了。
法官念判决书的时候，妈妈坐在被告席上，脸色灰败。
她没哭，也没闹。
只是在法官读到“长期对未成年女儿实施家庭暴力、剥夺受教育权利、截留抚养费用“这一段时，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衣角。
弟弟坐在旁听席上，低着头，自始至终没有看我一眼。
走出法院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叫我。
“苏念。“
是妈妈的声音。
我停了一下。
“你走了，以后谁给你弟弟做饭？“
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对不起，不是舍不得你。
是谁给弟弟做饭。
我没回头。
爸爸牵着我的手，往前走。
妈妈被留在了身后。
听说后来弟弟的钢琴也不学了。
没了多余的钱请老师，他的“天赋“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些获奖证书有一半是辅导老师代笔的作品，真正到了赛场上需要独自完成的时候，弟弟什么也弹不出来。
妈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她跑遍了所有的培训机构，恳求、哭诉、发脾气，但没人再愿意帮她编一个天才的谎言了。
她开始到处跟人说，都是苏念走了以后家里才变成这样的。
如果苏念在，家务有人做，她就能腾出手来管弟弟的学业。
直到最后，连她自己都没发现——她至始至终，都在把我当工具。
一个做饭的工具，一个洗碗的工具，一个替她承担一切的工具。
从来不是女儿。
我跟着爸爸去了他打工的城市。
那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他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在工地附近。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
但那张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
爸爸说，他去年听律师讲我可能要来，提前就买好了。
“女孩子读书要有灯。“
桌子抽屉里还有一摞新的笔记本、一盒铅笔、一把尺子、一块新橡皮。
全是他攒着买的，包装都没拆。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就每种都买了一点。“
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我坐在那张桌子前，手指一样一样摸过那些文具。
它们是新的。
崭新的，没有人用过的，上面没有别人名字的。
属于我的。
九月份我进了新学校。
不是市一中——爸爸所在的城市没有那所学校。
但这里的老师也很好。
第一天上学，班主任让我自我介绍。
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一双双好奇的眼睛。
“大家好，我叫苏念。“
这一次，没有人笑我的编织袋书包，因为我有了一个新书包。
不是什么名牌，是爸爸在夜市上挑的。
他挑了很久，最后选了一个浅蓝色的。
他说这个颜色好看。
生日那天，爸爸下了班骑着电动车去蛋糕店。
他挑了最便宜的那种，巴掌大，上面只够插一根蜡烛。
“老板说这个是最小号的。“
他把蛋糕放在桌上，划了根火柴，点燃那唯一一根蜡烛。
“闺女，许个愿吧。“
小小的火苗在空气中晃了晃。
房间里没有气球，没有彩带，没有唱生日歌的小朋友。
只有一盏台灯，一个蛋糕，和一个蹲在对面笑得皱纹都挤在一起的男人。
我闭上眼睛。
以前每年这一天，我都会在心里偷偷许一个愿望。
每一年都是同一个：
妈妈能不能也爱我一点。
今年不一样了。
我想了很久。
然后我睁开眼睛，使劲吹了一口气。
蜡烛灭了。
一缕细细的烟升起来，弯弯曲曲的，像一个问号。
爸爸紧张地问：“许了什么愿？“
我笑了一下。
“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
其实我许的愿望很简单。
我希望这根蜡烛的光，就是从前那些黑暗日子的句号。
我不恨妈妈。
恨太累了，我不想再累了。
我也不恨弟弟。
他也只是那个家里另一个被扭曲的小孩。
我只想好好地、安安静静地长大。
然后有一天，变成一个被人好好爱着、也能好好爱别人的大人。
爸爸用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我坐在那张小桌子前，面前是一个巴掌大的蛋糕，嘴角还沾着一点奶油。
台灯的光打在脸上，暖黄色的。
不算好看，但我在笑。
他把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
后来我偷偷看过，他的相册里只有我的照片。
一张接一张。
吃饭的、写作业的、背着新书包出门的、蹲在门口系鞋带的。
全是我。
那些照片拍得都不好。
有的糊了，有的歪了，有的只拍到半张脸。
但每一张下面，他都标了日期。
还有一句话。
每一张都是同一句。
“我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