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去省城，车窗外的风景让他流下了眼泪。是激动，还是恐惧？他自已也说不清。汽车在土路上颠簸，扬起一路黄尘，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烟味，他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树、田野、村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土里拔起来，根断了，但还没有落地。
那是白露过后的第三天。
日历上写着"白露"两个字，老一辈的人说，白露一到，天气就该凉下来了。夜里去院子里的井边打水，水桶上会凝出一层细密的水珠，凉丝丝的，贴在手心里像一滴眼泪。陈建华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他必须走了。
第一天：决定
陈建华决定出走这件事，没有经过太多挣扎。
高考成绩下来的那天，他就知道自已完了。三百分出头，连中专的分数线都差着一大截。班主任王老师在成绩栏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明年再考吧"，眼神里是一种他读不懂的东西，像是怜悯，又像是某种早已预料到的释然。陈建华站在人群里，听着周围的同学议论分数、议论志愿、议论那个叫"大学"的地方，他忽然觉得那一切离自已很远，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木头做的，年深日久，颜色发黄，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角落一直延伸到灯泡的位置。他看着那道裂缝，想起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想。父亲在他身后咳嗽了一声，端着旱烟袋子坐在门槛上，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映出他半边脸的轮廓。
"不行就回来种地。"父亲说。
陈建华没说话。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对的。在这个镇子上，男孩子不成家、不立业，唯一的出路就是种地。种一辈子地，娶一个媳妇，生几个孩子，然后让孩子继续种地。这是一条看得见尽头的路，路的尽头是黄土，埋着祖祖辈辈。
可他不想。
这个念头从他心里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已都吓了一跳。十八年来，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已"不想"。不想种地，不想在这个镇子里待一辈子，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不是说父亲不好，而是他不想。他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想知道那些书上写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可是怎么出去呢？他不知道。他只有一双粗糙的手和一颗不甘的心。
转机是在一个月后出现的。
镇东头的老李家的儿子李国栋回来了。李国栋比他大两岁，去年也没考上大学，但今年不一样——他带了满满一箱子钱回来。据说他去了南方，去了那个叫什么特区的地方，倒腾电子产品，半年就赚了三千块。三千块！这个数字在镇子里炸开了锅，相当于一个壮劳力种地十年的收入。老李家杀了一头猪请全村人吃席，陈建华站在人群里，看着李国栋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手里拿着一台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还是稀罕物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那天晚上，老李家的院子里灯火通明，摆了十几桌流水席。杀猪菜、血肠、酸菜白肉、锅包肉，一道道硬菜端上来，香气飘出去老远。村里的人都来了，男女老少，黑压压地挤了一院子，都想看看这个发了财的李国栋长什么样。李国栋坐在主桌的正中间，被一群人围着，有人敬烟，有人敬酒，有人打听他是怎么发财的，问东问西，恨不得把他肚子里的秘密都掏出来。
"国栋啊，你那钱到底是咋挣的？"有人凑上去问。
"倒腾点小玩意儿。"李国栋弹了弹烟灰，漫不经心地说，"那边特区刚刚开发，什么都缺，只要你敢跑敢闯，遍地是黄金。"
"真的假的？那俺们能不能去？"
"能啊，有啥不能的。"李国栋笑了笑，"不过你们得先想清楚，出去闯可不是闹着玩的，得吃苦，得受罪，还得有胆子。你要是窝在这山沟沟里，一辈子也别想发财。"
说这话的时候，李国栋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陈建华身上。他认识陈建华，两个人小时候还一起在河沟里摸过鱼。后来他没考上大学，陈建华继续读书，大家都以为陈建华会有出息，没想到今年陈建华也落了榜。
"建华，"李国栋冲他招了招手，"过来坐。"
陈建华走过去，在李国栋旁边坐下。
"听说你也落榜了？"李国栋给他倒了一杯酒，"来，喝一杯。"
陈建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是烈酒，呛得他直咳嗽。
"想好了没有？"李国栋问，"接下来咋办？"
"不知道。"陈建华老实地说。
"种地？"
"不想种。"
李国栋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行，有志气。我看你也是条汉子，窝在这破地方可惜了。要不跟我走吧，我带你见见世面。"
"跟你去特区？"
"不用。"李国栋摇了摇头，"你先在家门口练练胆子。我听说你们省城现在也热闹起来了，万元户的消息一个接一个，比我们那会儿机会多。你去省城闯闯，说不定比我混得好。"
这是羡慕，还是嫉妒？还是别的什么？他分辨不清。
但有一件事他看清楚了：这个时代变了。外面有发财的机会，有不用种地也能活下去的路，只是看你敢不敢走出去。
那天晚上，陈建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笔记本——那是他的诗本，抄满了从各种地方找来的诗，有古诗，也有他偷偷从杂志上抄来的新诗。他打开本子，找到最后一页，那上面只有一行字，是他一个月前写的：
"1985年，我必须成功。"
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墨水有些洇开了，笔迹不像刚写时那么锐利，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他心里。他不知道为什么写下这个日期，也许是因为那听起来像一个承诺，一个截止日期，一个必须完成的使命。现在是1983年9月，离那个日期还有两年。
两年。够了。
他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亲。
"爹，我不想种地。"
陈守正正在喝粥，筷子停在半空中。他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层薄薄的雾气。
"那你想干啥？"
"去省城。"
"去省城干啥？"
"找活干。先找个活干着，以后再说。"
陈守正没说话。他放下筷子，端起碗，把碗里的粥一口气喝完。碗底还剩着一层粥汤，他用筷子刮了刮，把最后一点倒进嘴里，然后站起来，拎起锄头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娘会给你收拾东西。"
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门帘掀起来又落下，陈建华看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院子里，脊背微微驼着，肩膀一耸一耸的。他知道父亲会去哪里——去田里，去那片他种了三十年的玉米地。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是用刀刻出来的，沟壑纵横。他才四十六岁，看起来却像是五十六岁。
"你就不能劝劝他？"陈建华转向母亲。
吴月娥坐在灶台边上，手里捧着一碗粥，眼泪已经流下来了，顺着脸颊淌进粥碗里。她没喝粥，只是捧着碗，肩膀一抽一抽的。
"劝啥？劝他留在家里种地？种地能种出个啥出息？"她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儿子，"娘知道你想出去，娘不拦你。你爹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嘴上不说，心里疼。他昨晚一宿没睡，在院子里坐了大半宿。"
"我知道。"陈建华说。
"你去省城，找不到活咋办？"
"慢慢找。"
"没人照应你咋办？"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你身上没钱咋办？"
"我……"陈建华想说"我有办法"，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确实没有钱。口袋里空空荡荡，连一张车票钱都凑不齐。
吴月娥站起来，走到柜子前面，打开柜门，从最底层翻出一个布包。布包是蓝印花布的，用细绳系着，鼓鼓囊囊的。她把布包捧在手里，像是捧着什么珍贵的东西，走到儿子面前，塞进他手里。
"拿着。"
"啥？"
"你娘攒的。三十块钱。"
"我不要——"
"拿着！"吴月娥把钱包塞进他口袋里，声音忽然提高了，"你嫌少是不是？嫌少你别去！"
陈建华愣住了。他看见母亲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噙着泪水，但目光是硬的，是那种不容拒绝的、执拗的光。
"娘……"
"路上小心。"吴月娥打断他，声音又软下来了，软得像要化掉，"别饿着，别渴着，别惹事。看见不对劲的人就躲远点，别逞能，别跟人吵架。住店要住国营的，别住那种乱七八糟的私人旅店。吃饭别吃凉的，别吃街上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陈建华站在那里，一句一句地听着。他想打断她，告诉她他都十八岁了，不用她这么操心，但他没说出口。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眼角越来越多的皱纹。三十块钱。那可能是她攒了一年的钱，也可能更久。她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一分钱一分钱地省下来，就是为了有一天……
"娘，我收下了。"
他把钱包装进口袋，贴着胸口的位置。布料蹭着皮肤，有一点粗糙，有一点温热。
吴月娥点了点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她抬起手，想摸摸儿子的头，但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儿子长大了，长得比她高了，她够不着了。
"明天走？"她问。
"明天走。"
"那今晚娘给你包顿饺子。"
那天晚上，吴月娥真的包了饺子。白菜猪肉馅，面皮是现擀的，薄得能透出里面的馅。饺子包得小小的，像一个个元宝，摆在篦子上整整齐齐。陈建华吃了三碗，吃到撑得坐不下。妹妹陈雨桐蹲在门槛上，歪着头看他，眼睛亮晶晶的。
"哥，你去省城是不是要坐大汽车？"
"嗯。"
"省城是不是有很多楼？比咱们镇上高很多很多的那种？"
"嗯。"
"那你回来的时候能给我带个糖吗？大白兔奶糖，胜利婶子家的小华有，可甜了。"
陈建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伸出手，在妹妹的脑袋上揉了揉，把她的头发揉乱了。
"行，哥给你带。"
"拉钩！"
"拉钩。"
他伸出手指，和妹妹的小指钩在一起。
那天晚上，妹妹睡着以后，陈建华从自已的床底下翻出那个帆布包，开始收拾东西。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块香皂、一把牙刷、一本笔记本。娘给他塞的三十块钱用手绢包着，贴身放在最里层的口袋里。他摸了摸那个硬硬的包，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三十块钱。
他知道这三十块钱意味着什么。娘每天起早贪黑，养鸡、喂猪、绣花、纳鞋底，一分钱一分钱地攒。爹抽烟从来都是最便宜的那种旱烟叶，一盒商店里卖的香烟都舍不得买。家里盖房子说了好几年，一直没盖起来，就是差那几百块钱。
而这三十块钱，是娘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他把钱放好，把包拉上，放在床头。然后他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亮晶晶的，像是撒了一层霜。
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小时候爹带他去镇上赶集，给他买了一个肉包子，他吃了一半，剩下一半偷偷塞给爹，爹假装咬了一口说"真香"，其实根本没吃。
想起娘在油灯下给他缝书包，一针一线，缝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的书包上就多了一朵绣花，是娘连夜绣的。
想起妹妹刚生下来的时候，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他嫌弃得不行。后来妹妹长大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哥哥哥哥"地叫，他就再也不嫌弃了。
想起他在镇子里度过的十八年。春天的时候，河沟里的水涨了，他跟小伙伴们一起去抓鱼；夏天的时候，玉米长高了，他跟爹一起去地里薅草；秋天的时候，粮食收回来了，他帮娘一起晒稻子；冬天的时候，下雪了，他跟妹妹一起在院子里堆雪人。
那些日子，清苦，但踏实。
而现在，他要离开了。
他不知道自已还能不能回来。也许能，也许不能。也许他会像李国栋一样，赚到大钱，风风光光地回来；也许他会两手空空，一事无成，灰溜溜地滚回来；也许他会永远留在这个城市里，再也回不去了。
但不管怎样，他知道，他必须走。
那天夜里，陈建华躺在自已的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听着隔壁父亲翻身的声响，听着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他睡不着。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笔记本，借着月光又看了一遍那行字。
"1985年，我必须成功。"
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闭上眼睛。
明天就要走了。
第二天：离别
清晨的雾气很重。
陈建华背着那个打了补丁的帆布包，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面。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了，稀稀落落的，风一吹就沙沙作响。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露水，踩上去湿漉漉的，凉意从鞋底一直渗上来。
母亲站在他身后，手里还捧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煮熟的鸡蛋和两块烙饼。
"饿了就吃，别省着。"
"知道了，娘。"
"到了省城给家里写封信。"
"嗯。"
"别挂念我跟你爹，俺们好着呢。"
"嗯。"
吴月娥还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伸出手，把儿子衣领上的一根线头揪掉，又把背包的带子往下拽了拽，拽正了。
"走吧。"她说，"车该来了。"
陈建华转过身，往镇子外面的公路走去。走出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老槐树下，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他招了招手，示意她回去，她没动。他又招了招手，她还是没动。他只好转回身，继续往前走。
走到田埂边上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
他看见了父亲。
陈守正站在一块玉米地旁边，背对着他，面朝东方。晨雾在田地上飘浮，玉米叶子被露水打湿了，沉甸甸地垂下来，像是低着头。陈守正就站在那片玉米地边上，一动不动，像一截枯死的老树桩。
陈建华站在原地，看着父亲的背影。
父亲没有转身。
他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来的，也许是凌晨，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一夜没睡就坐在这里等着。他只知道父亲站在那里，看着他走远，一句话也不说。也许父亲想喊住他，也许父亲想骂他一顿，也许父亲想追上来揍他一顿……但他什么都没做。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陈建华的喉咙忽然紧了一下。
他想喊一声"爹"，但声音卡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出不来。他只能站在那里，隔着十几步远的距离，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
然后，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他不敢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了。
长途汽车站就在镇子外面的公路边上，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站点，连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只有一根木头杆子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子，上面写着"长途汽车站"几个字。站牌底下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个人，有的扛着扁担，有的挑着蛇皮袋，有的抱着孩子，都和他一样，要离开这个镇子，去某个不知道的地方。
车来了。
一辆绿色的长途汽车，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着，排气管突突地冒着黑烟。车门吱呀一声打开，一股柴油味扑面而来。陈建华挤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座位是硬邦邦的木板，上面铺着一层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布垫子。他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站台上的人越挤越多，有人在喊"关门了关门了"，有人在叫"让一让让一让"。一个小脚老太太挤不上车，急得直跺脚。售票员是个中年男人，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脖子上挂着一个皮兜子，里面塞满了车票和零钱。他扯着嗓子喊："上了上了，别挤了，挤也挤不上去！"
车门终于关上了。
汽车启动的时候，陈建华忍不住往窗外看了一眼。
母亲还站在老槐树下，远远的，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在看他。他想招手，但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车已经开了，窗外的景色开始往后退，老槐树、站牌、房子，一样一样地掠过，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了。
他转回头，看着前方。
公路两边的景色单调而重复。杨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田野里的玉米已经收了一大半，剩下的稀稀拉拉的，像一排排缺了牙的嘴巴。远处的村庄灰扑扑的，炊烟袅袅升起，很快就被风吹散了。天空是灰白色的，飘着几朵云，像是洗旧了的棉花。
汽车颠簸得厉害。
土路坑坑洼洼的，车轮碾过每一个坑洼，车身就剧烈地晃一下。陈建华被颠得五脏六腑都在翻涌，胃里一阵一阵地往上泛酸。他闭上眼睛，想压住那股恶心感，但没用。旁边一个大叔正在抽烟，烟雾飘过来，呛得他更难受了。他睁开眼，掏出水壶喝了一口水，水是温的，有一股铁锈味。
"晕车？"旁边有人问。
他睁开眼，是一个中年妇女，皮肤黝黑，烫着卷发，穿着花衬衫。
"有点。"
"吃块姜。火车上带的，管晕车。"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姜，塞到他手里。
"谢谢婶子。"
"去省城？"
"嗯。"
"找活干？"
"嗯，先找个活干。"
"那你可得能吃苦。"中年妇女说，"省城的工作不好找，活也不好干。我男人在那边干了半年，累得脱了层皮，上个月才寄回来一百块钱。"
"啥活？"
"工地上扛水泥。一袋一百斤，一天扛一百袋。你想想，扛得动吗？"
陈建华没说话。他看了看自已的手，手掌上有厚厚的茧子，是小时候干农活磨出来的。一百袋水泥，一袋一百斤。他不知道扛不扛得动，但他知道自已必须扛。不是扛水泥，就是扛别的什么。这个世上没有不费力气就能挣到的钱。
"能。"他说。
中年妇女看了他一眼，笑了："行，有股子冲劲。年轻娃子，吃点苦不怕。"
汽车又颠了一下。陈建华捂住了嘴，忍住没吐出来。
窗外的景色在变化。田野渐渐变少了，村庄也稀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一片的厂房，冒着黑烟的大烟囱，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煤堆。公路变宽了，变成了柏油路，平坦了一些，车也稳了一些。路上的车多起来了，有卡车、有拖拉机、有三轮车，还有几辆他叫不出名字的、闪闪发亮的轿车。
省城快到了。
陈建华从窗户望出去，看见远处有一片密密麻麻的建筑，灰色的楼群，高高低低的，像是一片石头森林。最高的那栋楼有七八层，四四方方的，顶上插着一面红旗，在风里呼啦啦地飘着。
那就是省城吗？
他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省城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也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街道像蛛蛛网一样密密麻麻，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他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汽车站的方向。一路上，他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商店橱窗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节目，一群人围着看；路边有人在卖冰棍，一根只要五分钱；还有人骑着一辆锃亮的自行车，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
镇子里只有供销社，卖一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电视机是稀罕物件，整个镇子也没有几台。而这里，商店里的电视机摆了一排，录音机、收音机、电风扇，各种他只在书上见过的东西，这里都有。
汽车驶入城区的时候，街道两旁的景色让他目不暇接。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橱窗里摆着各种他没见过的东西——录音机、电视机、的确良布、成衣。街上的人密密麻麻的，骑自行车的、挑担子的、推小车的，人声嘈杂，汽车喇叭滴滴地响，乱成一锅粥。电线杆子密密麻麻的，歪歪扭扭的，像是蜘蛛网一样在空中交织着。
他看呆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楼。镇子里最大的建筑是供销社，两层楼，一百多平方，就那么点地方。而这里，一眼望过去，全是楼，一栋连着一栋，一层叠着一层，望不到头。
这就是省城。
这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汽车在一个破旧的汽车站停下。陈建华随着人流涌下车，站在站前广场上。广场不大，地上铺着水泥，坑坑洼洼的，角落里堆着一些垃圾。站前有一些小贩在卖东西，茶叶蛋、甘蔗、冰棍儿，吆喝声此起彼伏。
他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切。
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他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我来了。
然后，他背起帆布包，往前走去。
第三天：初到省城
第一件事是找地方住。
陈建华在街上转了大半天，问了好几个人，才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那是一个地下室。
入口在一家小饭馆的后面，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往下走，就是一间低矮的房间。房间不大，大概十来平方，靠墙摆着几张木板床，床上铺着脏兮兮的褥子和被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潮湿、阴冷，呛得他直咳嗽。
"住一晚五毛。"管事的是个老头，牙都掉光了，说话漏风，"要住多久？"
"先住一个月。"
"押金两块。"
陈建华交了钱，领到了一张薄薄的草席和一条有股怪味的被子。他找了个角落里的床位，把席子铺好，把帆布包塞在枕头底下，然后躺下来，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灰扑扑的水泥，上面有一道一道的水渍，像是一张张地图。
地下室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像他一样来打工的农村青年，有收废品的，有修鞋的，有卖菜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干什么的瘦高个子，白天几乎看不见人，晚上才出来活动。大家各过各的，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聊几句。
"新来的？"隔壁床上一个中年男人问。
"嗯。"
"哪儿的？"
"西边的，桃花镇。"
"听过。没去过。"
"……嗯。"
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中年男人翻了个身，继续睡觉。
地下室里很潮湿，被子总是润润的，像是从来没干透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霉味，呛得他直咳嗽。到了晚上，头顶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响，一声接一声，像是永远不会停。床板很硬，硌得他浑身疼。他躺在那张破草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想家吗？不知道。他想那个镇子吗？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空落落的，像是丢了什么东西，又说不清丢的是什么。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他终于睡着了。梦里，他又回到了那个镇子，回到了那片玉米地。父亲站在田埂上，背对着他，一动不动。他喊了一声"爹"，父亲没回头。他又喊了一声，父亲还是没回头。他想走过去，但腿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动。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那天晚上，陈建华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睡不着。头顶上轰隆隆地响，是火车经过的声音，一声接一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他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镇子里没有火车，只有牛车马车和拖拉机。而这里，火车就在头顶上跑，震得床板都在抖。
他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最后干脆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笔记本。
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一点微光，他打开了本子。扉页上抄着一首诗，是他从一本旧杂志上抄来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他不知道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写得很好，有一种说不出的力量。他把整首诗都背下来了，但每次翻开本子，还是忍不住再看一遍。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门去找活干。
省城很大，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他走了整整一个上午，问了无数个人，才在一个劳务市场找到了一份临时工。
是一家印刷厂。
印刷厂在城郊结合部，破破烂烂的，几间低矮的厂房，一台老掉牙的印刷机日夜不停地轰隆作响。老板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姓周，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工作服，说话粗声粗气。
"会干啥？"
"啥都能学。"
"认识字？"
"认识。高中毕业。"
周老板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眼神里有一种他读不懂的东西。
"行，先干着看。印名片、分拣纸张、搬东西，都是力气活。干得好留下，干不好滚蛋。一天两块，管一顿饭。"
"行。"
就这样，陈建华成了印刷厂的一名临时工。
第一天干的是搬纸。整整一天，他搬了不知道多少令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纸是印刷用的白纸，一令五百张，一摞一摞地堆在库房里，要搬到印刷机旁边，再把印好的成品搬走。一天下来，他的肩膀红肿了，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疼得他直吸凉气。
中午吃饭的时候，食堂里只有一大锅白菜炖粉条，馒头管够。他一口气吃了六个馒头，吃到撑得弯不下腰。旁边一个工友看见了，笑着说："能吃是福，能吃才能干活。"
他没搭话，只是埋头吃饭。
吃到第五个馒头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来了：娘给他塞的那三十块钱还在口袋里。他摸了摸口袋，硬硬的一沓，是娘用手绢包好的。他没有动它。他知道那是保命的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
下午继续干活。
搬完纸，他又去分拣名片。名片是那种硬纸片，上面印着各种名字和头衔，什么"经理"、什么"主任"、什么"工程师"。他一张一张地分着，忽然在一堆名片里看见了一张，上面印着三个字：
"万元户"。
他愣了一下。
万元户？这个词他在镇子里听过，老李家儿子李国栋据说就是万元户。但他不知道万元户的头衔还要印在名片上。他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是空的，没印任何职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他把那张名片放进了口袋里。
那个下午，他干活的时候一直在想那张名片。万元户。一万块钱。在他的概念里，那是天文数字，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他爹种一年地，刨去种子、化肥、人工，能省下两百块钱就不错了。一万块钱，得种五十年。五十年，他爹从出生种到现在，也种不出来。
可在这个城市里，有人赚到了一万块。不，不止一个。听工友们说，现在外面到处都是万元户的故事。有人在南方的特区倒腾电子产品，半年赚了三万；有人在街边摆摊卖衣服，一年赚了八千；还有人收废品收出了名堂，成了"破烂王"，资产早超过了十万。
十万！那是什么概念？
他不敢想。
他只知道，这个世界变了。变得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钱，就看你敢不敢去挣。可问题是，他怎么挣？他有什么？他只有一只手，还有一颗脑袋。那双手能干什么？搬纸、印名片，一天两块钱。不够，远远不够。
晚上回到地下室，他躺在床板上，把那张名片拿出来看。名片上除了"万元户"三个字和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没有单位，没有职务，没有地址。三个字孤零零地印在白纸上，像是一种奇怪的图腾。
万元户。那是什么概念？
三十块钱是他娘攒了一年的钱。三千块是李国栋半年赚的钱。一万块，那得攒多少钱？赚多少钱？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了另一件事：在这个城市里，有人靠自已的本事赚到了钱，赚到了大钱，成为"万元户"。而他，一个高中毕业生，只能在印刷厂里搬纸，一天赚两块钱。
他躺在黑暗里，听着头顶上火车经过的声音，隆隆的，像雷声。
第三天，他开始学印名片。
周老板看他干活踏实，答应让他学点技术。印名片用的是一台老式胶印机，操作起来不难，但需要耐心和细心。纸张要放正，墨要调匀，压力要控制好，一点点的偏差都会导致印出来的名片废掉。
陈建华学得很认真。
他站在机器旁边，看着师傅操作，把每一个步骤都记在心里。师傅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姓赵，话不多，但教得很仔细。教了两天，陈建华就基本掌握了要领，可以独立操作机器了。
赵师傅看他学得快，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子不错，有点文化就是不一样。我当年学这个，学了半个月才学会。"
"谢谢赵师傅。"
"不用谢。好好干，以后有的是机会。"
机会？什么机会？
陈建华不知道。但他隐隐感觉到，在这个城市里，机会是存在的，只是需要去找，去抓。像李国栋那样的人，在这个城市里不止一个。像万元户那样的传说，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在发生。
他不知道自已能不能成为其中之一。但他知道自已必须试一试。
那天傍晚，他下班以后，没有直接回地下室。他在街上转了转，路过了一家旧书店。
书店很小，门口堆着一堆处理的书，论斤卖。他蹲下来翻了翻，在一堆旧书里找到了一本诗集。书很破旧，封皮都掉了，但里面的内容还在。
他翻开书，看到了一首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不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但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每读一遍，心里就暖一分。
他花了两毛钱，把那本诗集买了下来。
第四天：夜
那天夜里，陈建华躺在地下室的木板床上，听着头顶上火车经过的声音，轰隆隆的，像打雷。
地下室里的其他人已经睡着了。隔壁床上那个中年男人在打呼噜，呼噜声一阵一阵的，像是拉锯子。走廊里偶尔传来脚步声，是有人起夜，或者出去，或者回来。
他没有睡。
他把那本旧诗集放在胸口，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一道的水渍，弯弯曲曲的，像是中国地图，又像是外国地图，分不清楚。他数着那些水渍，数到三十七个的时候，火车又来了。
轰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震得床板都在微微颤抖。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笔记本。
那是他最珍贵的东西。里面抄满了诗，有古诗有新诗，有名人写的也有不知道名字的人写的。扉页上写着"1985年，我必须成功"——那是他在高考落榜后的那个晚上写下的，当时墨迹未干，他看着那行字，心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
现在，愤怒和不甘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翻开本子，翻到最后一页。
那行字还在那里。
1985年，我必须成功。
墨水有些泛黄了，但字迹还是那么清晰，那么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刻在他心里，刻得很深很深。
他盯着这行字，盯了很久。
两年的时间，够不够？
他不知道。
两年的时间，他能做什么？
搬纸？印名片？一天两块钱？
也许够了。也许不够。也许他一辈子都成功不了，一辈子都只能在这个地下室里睡觉，一天搬十个小时的纸，吃六个馒头，累得像个死人。
可是如果不出来呢？
如果他留在镇子里，跟父亲一样种地呢？
一年种到头，刨去种子、化肥、人工，能剩下多少钱？一百块？两百块？够干什么？够给妹妹买大白兔奶糖吗？够给娘看病吗？够盖一间新房子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必须试一试。
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已。
他看着那行字，看着"1985年，我必须成功"这几个字。他想起娘塞给他三十块钱时的眼神，想起父亲站在田埂上目送他走远的背影，想起妹妹在门槛上伸出小拇指说"拉钩"的样子。
他想起李国栋，喇叭裤，蛤蟆镜，收音机。
他想起那张名片，"万元户"三个字孤零零地印在上面。
他想起旧诗集里的那首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他拿起笔。
本子的最后一页，"1985年，我必须成功"这行字下面，还有一大片空白。
他盯着那片空白，盯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把笔尖落在纸上。
他写下了一行字。
1983年9月，我走了。
写完，他放下笔，盯着那两行字看。
第一行是承诺。第二行是开始。
他不知道这个开始会把他带向哪里，但他知道，他回不去了。
不是不想回，是回不去。
那个站在老槐树下等他回头的身影，那个站在田埂上一声不吭的背影，那个蹲在门槛上伸出小拇指说"给我买大白兔奶糖"的声音……他们都还在那里，等着他回去。但他知道，他回不去了。
他必须往前走。往那个他不知道的方向，往那个他看不清的未来。
头顶上的火车又来了。轰隆隆的，像是雷声，又像是鼓声，一下一下地敲在他心上。
他闭上眼睛。
窗外，秋天的风吹过这座城市，带来一丝凉意。白露过了，露水该凝结了。
候鸟该南迁了。
而他，也该开始他的迁徙了。
他从那片黄土地上被拔出来，根断了，叶子枯了，但他还活着。活着，就还有希望。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枕头底下。
然后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梦里，他看见了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