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988年2月·春节——林秀英与陈建国相识

他们没有见面就订了婚——她只想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只想娶个媳妇过日子。
一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那天，林秀英在杭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蹲了一整夜。
她没有票，也没有目的地。那张从达县买来的去浙江的车票早在半个月前就用完了，车票上印着"成都——杭州东"，票价三十二块五毛，那几乎是她身上所有的钱。她把它夹在一本卷了边的《知音》杂志里，后来杂志被人偷走了，连带着那张票根一起消失了。丢失的那一刻她正蹲在候车室的角落里打盹，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手边滑走，睁开眼只看见一个灰扑扑的身影消失在人流里。她想追，但腿已经麻了，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身影早就无影无踪。
候车室的广播每隔半小时响一次，播报着去往各地的列车。旅客们拖着大包小包从她身边经过，有人踩到她的脚，连"对不起"都懒得说。有人往她身上吐痰，她躲开了，但痰还是溅在了她的裤腿上，留下一块湿漉漉的痕迹。她把膝盖抱紧了些，缩在角落的塑料椅子上，闻着空气里泡面、汗味、烟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酸腐气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椅子上有一层黏腻的油渍，她的蓝布衫已经蹭脏了，但她顾不上。她已经很久没有在意过自已的形象了，在生存面前，体面是最先被放弃的东西。
凌晨三点，广播停了，候车室陷入一种昏沉的寂静。灯灭了一半，只剩下几盏应急灯发出昏黄的光，把整个候车室染成一种病恹恹的颜色。有人打起了鼾，此起彼伏，像某种奇怪的合奏。有人把孩子抱在怀里摇晃，哄着孩子睡觉，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一种含糊的呢喃。有人在角落里烧起了酒精炉，热气腾腾的方便面的香味飘过来，勾得她胃里一阵翻涌。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上一次进食是在昨天中午，一个好心的老太太给了她半个馒头。
墙角的老式挂钟"咔嗒"一声，指针指向三点零七分。林秀英盯着那根细长的秒针，看它一格一格地爬过表盘，心里却想起了大巴山深处的夜。那时候没有电，家家户户点煤油灯，灯芯燃尽了就得爬起来添油。母亲总是在她睡着之后才上床，第二天天不亮又先起来了，忙碌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晃动，像是一幅剪影。她那时候不懂事，总嫌煤油灯太暗，看不清小人书上的字，现在想起来，那点昏黄的光却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东西，比杭州候车室里任何一盏灯都要暖。
她把脸埋进膝盖里，假装自已闻不到那股馊味。
二
被抓走是在腊月二十六。
那天早上，她从杭州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醒来，发现自已的鞋带被人割断了。不是偷走，是割断，像是有人故意要给她找麻烦。她不知道是谁干的，也许是小偷没偷到东西恼羞成怒，也许只是哪个无聊的人闲得慌。她蹲在通道口把鞋带打了三个死结，站起来的时候，脊背酸得像要断掉，骨头咔吧咔吧响，像是生锈的门轴在转动。
她沿着马路走了很久，不知道要去哪里。杭州的冬天湿冷，不像四川的冷是干巴巴的冷，杭州的冷是那种能钻进骨头缝里的阴冷，像是无数根看不见的针扎进皮肤里。雾气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把楼房、树、行人全都裹成一团模糊的影子。她走过一条街又一条街，看到一家包子铺刚开门，热气腾腾的蒸笼冒着白烟，包子师傅正往蒸笼里码包子，动作麻利得很。她咽了咽口水，继续往前走。后来她的腿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台阶上坐下来，看着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红灯的时候，车停着，司机会探出头来抽烟；绿灯的时候，车流涌动，像是一群急着赴死的甲虫。
然后来了一辆车，不是出租车，是那种白色的面包车，车身上印着几个字：天桥区市容管理。字体是红颜色的，被阳光晒得有些褪色。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她知道那不是好事。她想起在达县的时候，公社的人也是这样开着车到处转，看到流浪的人就抓，抓到了就送去收容遣送站。她的心猛地一紧，腿却不听使唤，跑不动。
车门打开，下来两个穿制服的男人。他们看了看周围，看了看那些围过来看热闹的人，然后看向她。他们的眼神很职业，很冷漠，像是在看一件需要处理的垃圾。他们问她是哪里人，有没有暂住证。她摇头。他们又问她是来干什么的，有没有人担保。她还是摇头。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发不出来，像是嗓子里塞了一团棉花。
其中一个高个子叹了口气，说："又一个。"然后他们把她拽上了车。
她想跑，但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她只是回过头看了一眼自已刚才坐过的台阶，那上面还留着她的体温，但很快就会被别人覆盖。
三
收容站的日子是另一种熬法。
那是一栋灰扑扑的楼房，窗户上全都装着铁栅栏，锈迹斑斑的，像是多少年没人打理过。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霉味混合的气息，那种味道让人想起医院，又想起停尸房，让人胃里一阵阵翻涌。她被分到一间大通铺房里，屋里已经有十几个女人，有的坐着发呆，眼神空洞地看着某个虚无的地方；有的靠在墙上睡觉，姿势蜷缩，像是在子宫里的胎儿；有的在小声地哭，声音压抑而破碎，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
她不认识她们。她谁都不认识。她只是默默地找一个角落坐下来，把膝盖抱紧。墙角有一只蜘蛛在结网，一圈一圈地转着，动作机械而执着。她看着那只蜘蛛，想起了小时候母亲讲的寓言：蜘蛛结网，是为了捕捉猎物；但如果风太大，网就会破，一切努力就会白费。她不知道自已是想做那只蜘蛛，还是想做那只被困在网里的飞虫。
头一天晚上没人理她。第二天早上，有人给她发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稀饭，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她把馒头掰成小块，一点一点地嚼，像是在吃什么山珍海味。馒头的味道很奇怪，有一种放久了的馊味，但她已经顾不上了。她吃得很快，差点噎着，噎得眼泪都出来了。有个女人凑过来问她是从哪里来的，她没说话。那个女人撇撇嘴，走开了，嘴里嘟囔着"哑巴"。她不是哑巴，她只是不想说话。说话需要力气，而她连呼吸的力气都快没了。
第三天，她被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穿着制服，脸上没什么表情，像是一张风化了的岩石。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为什么出来。她一一回答了，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她说她叫林秀英，老家是四川达县的，出来找活路。他又问有没有暂住证，有没有务工证，有没有证明。她摇头。他又问她认不认识这里的什么人，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她还是摇头。他叹了口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摆摆手，示意她可以走了。
出门的时候，他忽然叫住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塞进她手里。纸条上写着：天桥区，王家村，林老憨收。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攥着那张纸条，走出收容站的大门。杭州的风迎面扑来，冰冷刺骨，像是无数根针扎在脸上。她把纸条小心翼翼地折好，藏在内裤的暗袋里，那是她逃出来时母亲给她缝的暗袋，说是藏钱用的，现在她用来藏这张纸条。
四
林老憨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皮肤黝黑，像是被太阳晒透了的树皮。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他和老婆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铺，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肥皂蜡烛之类的日用品，生意不算好，但也能糊口。老婆前几年害病死掉了，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是没救回来。儿子叫林大树，二十五岁，在广东东莞的一家鞋厂打工，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打电话也是匆匆说几句就挂了，说车间里不让打太久电话。
他在镇口的桥洞下发现了林秀英。那时候她已经在那里睡了两个晚上，身上裹着一床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棉被，棉被已经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散发着一股霉味和尿骚味混合的气息。冬天的桥洞很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把她的手脚冻得通红，脚趾头肿得像胡萝卜，一碰就钻心地疼。
林老憨走到她面前，站了很久。他看着她蜷缩在破棉被里的样子，忽然想起了自已的老婆。老婆死之前也是这样，瘦得皮包骨头，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他叹口气，把自已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她肩上。棉袄还是暖的，带着他的体温。他问她家在哪里，她不说话。他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也不说话。他问了半天，她一个字都没吐。他叹口气，转身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热粥。粥是他早上刚熬的，放了点红糖，喝起来甜甜的，暖胃。他把粥放在她面前，站在旁边等她吃完。她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怕吃太快噎着，又像是怕吃完了就没有了。他看着她吃，忽然问："以后别乱跑了。有个地方住，比在外面强。"
她抬起头看他，眼睛里有一种死水一样的平静。她不知道该相信还是不该相信。在外面漂泊了大半年，她见过太多骗子，太多坏人，太多想要占她便宜的人。但这个人看起来不一样，他的眼睛里没有那种让她害怕的东西。
"有个柴房空着，"他说，"破是破了点，但能遮风挡雨。你先住下，以后再说。"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完，然后看着他。
"愿意不愿意？"他问。
她点了点头。
五
柴房真的很破。
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下雨天得拿盆接水，滴滴答答的，像是无数只手指在敲打着什么。有时候雨下得大，盆接不过来，地上就会积一滩水，她得把稻草堆挪到不漏雨的地方去。墙上有一道从地基一直裂到屋檐的大裂缝，冬天的时候冷风从那道缝里钻进来，冻得人直哆嗦。她用稻草把裂缝塞了塞，但没什么用，风还是会从稻草的缝隙里钻进来，像是某种执着的野兽。
地上是夯实的泥地，坑坑洼洼的，角落里堆着些劈好的柴火。门是那种老式的木门，门板上有个洞，她用一块破布塞住了，但风还是会从那个洞里灌进来。窗户很小，只有巴掌大的一块，透进来的阳光很有限，白天屋里也是灰扑扑的，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纱笼罩着。
但她已经很满足了。这里没有火车站候车室里的嘈杂，没有收容站里刺鼻的消毒水味，没有桥洞下的潮湿和寒冷。她可以关上门，蜷缩在角落的稻草堆里，假装外面的世界与自已无关。稻草堆是她自已弄的，林老憨帮她抱来了一捆干稻草，她把它们铺在角落里，躺上去软乎乎的，比石头地强多了。
林老憨每隔两天来一趟，给她送些吃的。有时候是两个馒头，有时候是一碗米饭配一碟咸菜，有时候是几个热腾腾的包子。他不多说话，只是把东西放下，看她一眼，然后转身离开。有时候她会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感激，也不是依赖，更像是一种迟钝的、麻木的安心。
有一次他问她愿不愿意帮他看店。他说杂货铺缺个人手，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每天要进货、卖货、算账，头发都快愁白了。他给她开的条件是每天管一顿饭，还有点工钱，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她点头了。
于是她开始在杂货铺里帮忙。搬货、码货、算账、招呼客人——都是些简单的活，她学得很快。林老憨话少，但心眼好。有时候客人找茬，说东西买贵了、质量不好、要退货，他总是把她护在身后，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把她挡得严严实实。他说："东西是我进的，价钱是我定的，有问题找我，别为难人家姑娘。"
她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她没有钱，没有本事，没有任何可以交换的东西。她只能把店里的活做得更仔细些，把每一瓶醋、每一袋盐都擦得干干净净，把货架上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把账目算得一清二楚。
有一天，林老憨忽然跟她说，有个男人想见见她。
她愣了一下，问什么男人。
他说："陈建国。我战友的儿子。"
她没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只是一个流浪的女人，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有什么资格去见别人的儿子呢？
林老憨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说："建国人老实，脾气好，就是家里穷了点，婚事一直没着落。你……可以考虑考虑。"
她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问："什么时候？"
林老憨说："正月初三。镇东头的老槐树下。"
六
正月初三，相亲的日子。
那天早上，林秀英醒得很早。天还没亮，窗外是灰蒙蒙的，她就已经睁着眼睛躺在稻草堆里了。她睡不着，心跳得很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横冲直撞。她不知道自已在紧张什么。他们只是见个面，成不成还不一定呢。
她不知道该穿什么。她没有新衣服，也没有什么好衣服。逃出来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包袱里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了，不能穿了。她身上这件蓝布衫是林老憨托人从镇上的旧货摊上买的，花了五块钱，袖口有点长，她得挽起来才方便干活。但她今天把袖口放下来了，让它垂在手腕处，刚好能遮住那圈布条。
她把蓝布衫从包袱里翻出来，在昏暗的光线里看了看。衣服洗过很多遍，颜色已经褪得发白，布料也软得不像样子，但还算干净。她把它套在身上，对着墙上那块碎了一半的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陷，像两个黑洞。嘴唇干裂着，泛着一层白色的皮。下巴尖得能戳死人。但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黑白分明，只是那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更像是一种疲惫到极点之后的麻木。
她用手指梳了梳头发。头发很干枯，像是一蓬乱草，她用力梳了几下，梳下来好几根。她把掉下来的头发藏进口袋里，不让任何人看见。
然后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七
见面约在镇东头的老槐树下。
那棵槐树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树皮皲裂，像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老人的脸。枝丫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冬天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摇晃，像是无数只手臂在招呼什么。树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同治年间"四个字，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了。
陈建国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一颗一颗地扣到喉咙口。胸口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是老式的那种英雄牌钢笔，笔杆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不知道是怎么弄的。他的裤腿挽到脚踝以上，露出一双沾了泥的解放鞋。解放鞋的鞋头已经开胶了，用铁丝绑着，勉强能穿。头发理得很短，像是刚剃过，鬓角处有一道淡淡的疤，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他看到林秀英走过来，局促地搓了搓手。那是一双粗糙的手，手背上裂了好几道口子，像是被风吹干了的土地。指甲剪得很短，但缝里嵌着洗不干净的泥，那些泥已经变成了黑色的硬壳，像是某种洗不掉的历史。他的眼神很干净，没有躲闪，也没有那种让女人不舒服的打量。他只是看着她，像是在看一棵树、一块石头、一件货架上的货物——很平静，很仔细，带着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憨厚。
林秀英也在看他。她注意到他的手指甲缝里有泥，注意到他的解放鞋鞋带系得很紧，注意到他的中山装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那支钢笔在冬天的阳光里泛着微微的光泽，和他满身的泥土气息格格不入。她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一个种地的农民要别一支钢笔在胸口。她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你就是林秀英？"他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像是刚睡醒，又像是很久没跟人说过话了。
"嗯。"
"我叫陈建国。"
"嗯。"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风从树梢上吹过，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哭。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给这个灰扑扑的冬天添了几分热闹。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和过年特有的那种红彤彤的喜气。
"你老家是哪里的？"他问。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想起了大巴山，想起了那些弯弯曲曲的山路，路边长满了野草和野花，夏天的时候会有蝴蝶在花丛里飞舞。她想起了母亲站在门口喊她回家吃饭的样子，声音拖得很长很长，像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她想起了父亲在田里干活时弯曲的背影，汗水从他的脊背上滑落，滴进泥土里。她想起了弟弟妹妹们围着她叫"姐姐"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像一群小麻雀。那些日子已经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了，但她还是忍不住一遍遍地想。想得心里发酸，想得眼眶发胀，但她把它们硬生生地压了回去，压到很深很深的地方，深到她自已都快要忘记。
"我不记得了。"她说。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飘落在水面上，几乎没有声响。
他愣了一下。他显然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两个陌生人，就这样在冬天的阳光下对视着，像是在进行某种无声的较量。
但那不是较量，那只是两个疲惫的人，在用自已的方式试探着对方。
"你愿意吗？"他问。
这三个字很简单，简单得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但他问得很认真，很郑重，像是在问一件关乎生死的事情。
她看着他。他的脸很瘦，颧骨也高，但眼睛很亮——不是那种精明的亮，是一种朴实的、憨厚的亮，像是大巴山里没有被污染过的溪水。她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的累。她已经漂泊了大半年，从大巴山到成都，从成都到杭州，从杭州到收容站，从收容站到桥洞，从桥洞到柴房。她住过火车站，睡过天桥下，饿过肚子，挨过冻，挨过骂，挨过那些不怀好意的眼神。她够了。她想有个地方能睡个安稳觉，想有碗热饭能填饱肚子，想有个男人能挡在她前面，不用再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东西。
"愿意。"她说。
他点了点头。他也没有多余的话。他只是说："那正月初十，我们把事办了。"
"好。"
又是沉默。风又吹过来了，把她额前的碎发吹乱了，露出了一小截手腕。她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露出了手腕上的一圈布条——那是她用碎布缝的，把旧照片紧紧缠在手腕上，贴身戴着。那张旧照片是她从大巴山带出来的唯一的东西，是她和过去唯一的联系。她把它缠在手腕上，贴着脉搏跳动的地方，像是某种护身符。
他没有注意。他只是搓了搓手，说："那我先回去了。"
"嗯。"
他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很直，肩很宽，走路的姿势有点僵硬，像是在走正步。他走了很远才回头看了一眼，对她点了点头，然后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
她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忽然觉得这一切都不太真实。好像在做一场梦，一场很长很长的梦。但风很冷，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把手缩进袖子里，转身往回走。
八
正月初十，婚事办得很简单。
没有娘家人——她没有娘家人。没有迎亲的队伍，没有鞭炮声和唢呐声，没有红盖头和凤冠霞帔，没有三媒六聘和八抬大轿。一切从简，简单到近乎潦草。
林老憨是唯一的见证人。他穿着那件平时不舍得穿的藏青色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难得地有了点笑容。他站在堂屋中央，看着他们对着墙上那张毛主席的画像鞠了三个躬。画像已经发黄了，边角都卷起来了，但毛主席的眼睛还是很亮，炯炯有神地看着这对新人。
林秀英站在他旁边，穿着那件借来的蓝布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没有化妆，也没有什么可化的。她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是来完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
陈建国站在她旁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钢笔还是别在胸口的口袋上。他的表情也很平静，只是搓手的动作出卖了内心的紧张。他的手一会儿搓，一会儿停，像是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林老憨清了清嗓子，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夫妻了。要互相照顾，互相扶持，有什么事好好商量。"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像是很久没说过这么多话了。
他们点了点头。
然后林老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纸包，递给陈建国，说："这是她林叔的一点心意。你们好好过日子。"
陈建国接过红纸包，对林老憨鞠了一躬，说："谢谢林叔。"
林老憨摆摆手，说："不用谢。我先走了，你们……好好歇着吧。"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寂静的院子里回响，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门外。
九
陈建国家里很穷。
三间土坯房，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有几处用油毛毡垫着，勉强能挡住雨。一扇木门，门板上有一道裂缝，用铁皮包着，看起来像是某种古老的伤疤。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井沿上长满了青苔，井水有点浑浊，要澄半天才能用来做饭。院子里还种着一棵枣树，冬天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摇晃。
屋里没什么家具。一张木床，床架子上刻着几朵模糊的花，不知道是谁的手艺。床头有一个缺了角的柜子，柜子上放着一面小镜子，镜子的边框已经脱落了，只剩下几颗生锈的铁钉。一个衣柜，柜门关不严实，一推就咯吱咯吱响。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全都旧得不像样子。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是一个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布衫，站在一棵大树下，笑得很甜。
林秀英看了那张照片一眼，没有问。她知道那是谁。陈建国说过，他结过一次婚，老婆三年前得病死了，没留下孩子。那个女人叫陈秀，是隔壁村的姑娘，嫁过来的时候才十九岁，比他还小一岁。他们结婚五年，她第三年怀过一次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流产了，后来就再也没怀上过。第三年秋天，她突然开始咳嗽，起初以为是感冒，吃了点药没见好，后来越来越严重，去医院一查，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三个月。
他没跟她说这些细节。她是从邻居那里听来的，邻居是个爱唠叨的老太太，逮着谁都要说上一通。但她没有问过他。有些事情，不需要问，问了反而是一种冒犯。
她把包袱放在床尾，在床沿上坐下。床板硬邦邦的，像是一块石板。被褥很薄，带着一股肥皂味，是那种最便宜的洗衣皂的味道。但她已经很满足了。这里没有火车站候车室里的嘈杂，没有收容站里刺鼻的消毒水味，没有柴房里四处漏风的阴冷。她可以关上门，躺在属于自已的床上，假装外面的世界与自已无关。
她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色，听着远处零星的鞭炮声，闻着空气里残留的硝烟味道。鞭炮声越来越稀了，年的味道也在一点一点地散去。明天开始，又要过普通的日子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陈建国端着一碗红糖水走进来，把碗放在她面前。红糖水冒着热气，甜丝丝的香味飘过来，钻进她的鼻子里。
"喝点糖水。"他说，"暖和些。"
她端起碗，喝了一口。糖水很甜，甜得有点腻，但暖意从喉咙一直流到胃里，蔓延到四肢百骸。她把碗放下，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他摆摆手，说："不用谢。"
然后他坐在长凳上，背对着她，开始抽烟。烟是那种最便宜的烟，两毛钱一包，烟雾缭绕，呛得人直咳嗽。她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夫妻了，但彼此之间像是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谁也不敢轻易去触碰。他们不了解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过去，不知道对方的喜好，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只是两个被命运推到了一起的人，各自带着自已的伤疤，勉强拼凑成了一个家。
夜深了。鞭炮声渐渐停了，镇子里陷入一种空洞的寂静。远处的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下来。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丝寒意，吹得油灯的火苗晃了晃。
陈建国灭了烟，站起来说："睡吧。"
她点点头，脱了外套，躺进被窝里。床板很硬，硌得她骨头疼。被子有股肥皂味，但她已经很满足了。她躺在那里，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墙皮，看着那些被烟熏出来的黑斑和霉点，想起了大巴山的夜空。那时候山里的夜空很黑，星星很亮，她常常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数星星，数着数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她会看到流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划过夜空，她会赶紧闭上眼睛许愿。许的什么愿她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是一些孩子气的东西，比如想要一颗糖，想要一件新衣服，想要母亲永远年轻漂亮。那些愿望一个都没有实现，但那时候她不知道，她以为只要许愿，愿望就会成真。
现在她不数星星了，也不许愿了。
旁边的床板响了一下。陈建国也躺下了。他睡得很靠边，几乎贴着床沿，身子绷得笔直，像是一根木头桩子。他把被子拉到下巴处，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均匀而沉重，像是已经睡着了。但她知道他没有。因为他的呼吸声太刻意了，太用力了，像是在刻意控制着什么。
她没有睡。她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想着大巴山。想着母亲做的酸菜面，酸酸的，辣辣的，吃起来特别开胃。想着父亲在田里唱的山歌，调子很简单，歌词都是些顺口溜，但他唱得很好听，方圆几里地都能听见。想着弟弟妹妹们嬉闹的笑声，他们绕着她转圈，叫着"姐姐姐姐"，声音清脆得像是山泉。
那些日子已经远得像上辈子的事了。
她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十
夜更深了。
她悄悄地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小包袱。包袱里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林老憨给她买的两块洗脸巾，有一个缺了齿的木梳。她把衣服扒开，从最底层摸出一个布包。布包很小，只有火柴盒那么大，用红线缠着，缠得很紧，像是怕里面的东西会飞走。
她把红线解开，里面是一张旧照片。
照片已经发黄了，边角都卷起来，像是被无数次抚摸过。照片的表面有些磨损，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了。但人像还很清晰。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穿着蓝布衫，扎着两条辫子，站在大巴山的老屋前，笑得很甜。背景是那棵老柿子树，树干粗粗的，枝叶繁茂，夏天的时候会结满青色的柿子，到了秋天就变成红彤彤的，像是一树的小灯笼。
她已经很久没有仔细看过这张照片了。逃出来的时候太匆忙，只来得及把它塞进口袋里。后来就一直贴身戴着，缠在手腕上，每天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却不敢拿出来看。看一次就想哭一次，哭一次就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眼泪止住。她不能哭，她没有资格哭，哭了也没有人安慰。
但今天晚上，她忍不住了。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黑暗中，她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从眼角滑落，淌过脸颊，滴在枕头上。她没有擦，只是静静地躺着，任由那些泪水流淌。泪水流了很久，像是有一条被堵住了很久的河流，终于找到了出口。
过了很久，她睁开眼睛，把照片小心翼翼地卷起来，用布条缠好。布条也是她自已缝的，和手腕上那圈布条是一样的布料，都是从那件她从大巴山带出来的旧衣服上剪下来的。她把卷好的照片塞进床头的缝隙里。那里正好有一个洞，是老鼠咬出来的，洞口不大，刚好能把照片塞进去。从外面看，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裂缝。
她把包袱重新包好，放回枕头底下，然后躺下来，闭上眼睛。
旁边的陈建国翻了个身，发出一声含糊的呢喃。她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像是一尊雕塑。她不知道他是真的在说梦话，还是在假装睡着。她不敢动，不敢出声，只是躺在那里，心跳得很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乱撞。
过了很久，他的呼吸声才重新变得均匀。她这才敢放松下来。
她摸了摸自已的肚子。那里已经有了一点微微的隆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她自已知道。那是她在逃出来的路上留下的痕迹，是她那段屈辱日子里留下的烙印。她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只记得他的脸在一片模糊的光影里，像是水中的倒影，一伸手就会散掉。她知道自已瞒不了多久，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陈建国说。她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会生气吗？会赶她走吗？会打她吗？会骂她是骗子吗？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要活下去，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她深吸一口气，把手缩回被子里，闭上眼睛。这一次，她很快就睡着了。
十一
第二天早上，林秀英是被鸡叫声吵醒的。
公鸡在院子里打鸣，一声接一声，声音嘹亮得像是金属碰撞。然后是猪圈里的猪开始哼哼，羊圈里的羊开始咩咩，整个院子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阳光从窗户的缝隙里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线条。那些线条随着太阳的移动慢慢变长、变淡，最后消失在墙根底下。她睁开眼睛，看着陌生又陌生的天花板，忽然有一瞬间不知道自已在哪里。她以为自已还在柴房里，还在稻草堆里，还在那个四面漏风的小小空间里。然后她看到了墙上那张黑白照片，看到了照片里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女人——那是陈秀，陈建国的亡妻。
她这才想起来——她已经嫁人了，嫁给了陈建国，这个土坯房是她的新家。
她坐起来，发现旁边的床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是一块豆腐，枕头上还留着一点凹陷的痕迹，说明有人睡过。她穿好衣服下床，推开门，阳光刺得她眯起了眼睛。
院子里，陈建国正在劈柴。他光着膀子，手里握着斧头，动作很有力。斧头高高举起，又重重落下，"咔"的一声，木柴应声裂开。他一斧一斧地劈着，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是无数条小溪在流淌。他听到门响，回头看了她一眼，说："醒了？灶上有粥，自已盛。"
她"嗯"了一声，转身往厨房走。
厨房很小，只有七八平方米，一口灶、一个水缸、几个坛子就占满了。灶上的铁锅里温着半锅粥，粥是杂粮粥，里面放了红薯块，煮得稠稠的。旁边还有一碟咸菜，是用萝卜叶子腌的，颜色有点发黄，看起来不太好看，但闻起来很香。她盛了一碗粥，坐在门槛上慢慢地喝。粥很稀，但很烫，喝下去胃里暖暖的。咸菜有点咸，她吃了一口，喝了一大口水。
她看着院子里劈柴的陈建国，忽然觉得他很陌生。他们昨天才见面，今天就结了婚，住进了同一个屋檐下。她不知道他的脾气，不知道他的喜好，不知道他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打呼噜，不知道他吃不吃辣，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也不知道她。他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不知道她——
她摸了摸肚子。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是两个陌生人，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到了一起，凑成了一个家。
但她又能要求什么呢？她只想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屋檐，有个能让她睡个安稳觉的地方。他只想娶个媳妇过日子，有个能给他做饭洗衣服的女人，有个能让他在村里抬起头的人。他们各取所需，谁也不欠谁。
她把碗放下，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陈建国已经劈完了一堆柴，正在把柴火堆到墙根底下。柴火堆得很高，像是一座小山，足够烧一个月的。她走过去，蹲下来帮他捡柴。柴火很扎手，她的手上很快就被划出了几道口子，渗出了血丝，但她没有停。
他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她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捡着。
阳光越来越亮了。远处有人在喊"吃早饭了"，有人在吆喝孩子起床，有人在院子里晒被子。整个镇子都在苏醒，空气中弥漫着烟火气、饭菜香和鞭炮的硫磺味。这是正月初四，春节还没有过完，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里。
她站在陈家的院子里，阳光落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很瘦，很单薄，像是一片被风吹干的树叶。她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她只知道她要活下去，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她把最后一根柴火放到柴堆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陈建国看着她，忽然说了一句："以后……你就是这个家的人了。"
她愣了一下，抬起头看他。
他的脸还是那么瘦，颧骨还是那么高，但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爱，不是温柔，甚至不是责任，只是一种朴素的、憨厚的认命。他认命了。他接受了命运把他推到这一步，接受了这个从四川来的、瘦骨嶙峋的、说话很少的陌生女人。他不问她从哪里来，不问她为什么一个人，不问她那些明显存在却没有人提起的秘密。他只是认了。
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说："嗯。"
然后她转身走进厨房，开始刷锅洗碗。井水很凉，冻得她手指发红，但她没有停。她要做饭了，做她作为陈家媳妇的第一顿饭。
十二
这个春节，林秀英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镇子里的人都知道陈建国娶了媳妇，但没人来看新媳妇。过年嘛，大家都忙着走亲访友、吃酒席、赌博、看电视，没人在意一个外地来的、瘦得跟竹竿似的女人。何况她也不是那种爱热闹的人，她每天待在院子里，做饭、洗衣服、打扫院子，不出门，也不跟人说话。偶尔有人从门口经过，看她一眼，问陈建国"那是你新娶的媳妇？"，陈建国就点点头，说"嗯"。然后那人就走了，没有多问。
陈建国也很少说话。他每天早起劈柴、挑水、喂鸡，然后去地里干活。午饭和晚饭都在地里吃，带的是早上她给他准备的干粮——两个杂粮馒头，一块咸菜，一壶凉水。他吃完馒头会把馒头纸叠得整整齐齐揣进口袋里，带回家放在灶台上。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馒头纸带回来，但她没问。
她每天待在家里，做饭、洗衣服、打扫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冬天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摇晃，像是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在招手。她有时候会站在枣树下，抬头看着那些枝条，想着大巴山的柿子树。柿子树的叶子比枣树叶大，到了秋天会结满红彤彤的柿子，咬一口，甜得腻人。她小时候最喜欢吃柿子，每次母亲从树上摘下来，她都要抢最大的那个，然后捧着那个柿子，坐在门槛上，一点一点地舔着吃，舔得满手都是汁水……
她把那些记忆压在心底，不让它们浮上来。浮上来也没用，过去的就过去了，回不去了。
正月初十，林老憨来看她了。
他提着一篮子鸡蛋，站在院子里，笑眯眯地看着她忙里忙外。鸡蛋是用稻草垫着的，一个一个地码在篮子里，看起来很新鲜。他把篮子放在桌上，说："给你补补身子。你太瘦了，要多吃点。"
她把他让进屋，给他倒了一碗茶。茶是很普通的茶，用的是最便宜的茶叶末子，泡出来颜色很深，喝起来有点苦。但林老憨不在乎，他端起碗就喝，一口气喝了半碗。
"还习惯吗？"他问。
"习惯。"她说。
"建国人老实，脾气好，不会欺负你。"
"嗯。"
"有什么困难跟我说，能帮的我一定帮。"
"谢谢林叔。"
他坐了一会儿，喝完茶就走了。临走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进她手里。红包很薄，里面大概只有几块钱，用红纸包着，上面印着"福"字。
"过年了，图个吉利。"他说。
她想推辞，他摆摆手，已经跨出门槛了。她追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他走得很慢，步子有点蹒跚，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她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她攥着那个红包，站在院子里，很久很久。
红包里的钱不多，但她知道那是一个心意。是有人记得她、关心她、在乎她的心意。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心意了。大半年了，她在人群中漂泊，像是一片落叶，被风吹到这里，又被吹到那里，没有人问她从哪里来，也没有人问她要去哪里。她只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和整个世界都没有关系。
但现在，她有了一个家。虽然这个家很穷，虽然这个男人她还不了解，虽然未来有无数的未知在等着她。但至少，她不是一个人了。
她把红包揣进口袋，转身回到屋里。
十三
正月十五，元宵节。
镇子里热闹得很。有人在街上舞龙灯，龙身是用竹篾扎的，糊着白纸，画着鳞片，眼睛是两颗红灯泡，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很威风。有孩子在街上放炮仗，捂着耳朵跑开，等炮仗响了又跑回来捡哑火的。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嘴里叼着旱烟袋，眯着眼睛看街上的人来人往。
林秀英站在门口，看着街上的热闹。她没有出去。她不属于这个镇子，不属于这些人。她只是一个外来者，一个从大巴山逃出来的流浪者，一个连自已是谁都快忘记的女人。
她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了。
穿着厚棉袄还能遮住，但如果穿得薄一点，就很明显了。她知道自已瞒不了多久，但她不知道该怎么跟陈建国说。她不知道自已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应——是愤怒？是责备？是把她赶出家门？还是……接受？
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
晚上，陈建国从地里回来了。他今天干了一整天的活，给麦子浇水、施肥、除草，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他推开门，看到她坐在床边发呆，愣了一下，问："怎么了？"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
他"哦"了一声，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了。凉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肚子里翻滚。他放下水瓢，用手背擦了擦嘴，然后坐下来，开始吃饭。她做的晚饭是杂粮粥和咸菜，还有一小碟醋拌萝卜丝。萝卜丝切得很细，拌上醋和一点香油，吃起来酸酸的，很开胃。
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他不挑食，给什么吃什么，从不抱怨。有时候她做饭做得不好吃，比如盐放多了，或者粥煮糊了，他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吃完，下次还是一样吃。她不知道他是真的不在意，还是在忍着不说。
吃完了饭，他放下碗，忽然说："今天过节，我买了点东西。"
她愣了一下，问："什么东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放在桌上。纸包很旧，边角都磨毛了，但包得很仔细，像是在保护什么宝贝。他把纸包打开，里面是几颗糖——那种老式的硬糖，用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糖纸上印着"恭喜发财"四个字，还有一个小孩子抱着鲤鱼的图案。
"给你的。"他说，声音有点闷，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过节嘛。"
她看着那几颗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糖她小时候吃过。母亲会在过年的时候买一点，用布袋子装着，藏在她够不到的地方。她和弟弟妹妹们每天眼巴巴地望着那个布袋子，盼着母亲能打开它。等母亲终于打开的时候，她会抢最大颗的，然后捧着那颗糖，坐在门槛上，一点一点地舔着吃，舔得满手都是黏糊糊的糖汁。那时候她觉得，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
"谢谢。"她说，声音有点哑。
他摆摆手，说："不用谢。"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床边，脱了外套，躺下了。她把那几颗糖收好，吹灭了油灯，在黑暗中躺了很久。
她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均匀而沉重，像是已经睡着了。但她知道他没有。他的呼吸声太刻意了，太用力了，像是在刻意控制着什么。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那个死去的女人，也许他在想这段突如其来的婚姻，也许他在想那个即将到来的孩子——如果他已经知道了的话。
她不知道。她只是躺在那里，把头埋进枕头里，鼻子一酸，眼眶又湿了。
她不知道自已在哭什么。为那几颗糖？为他的那句"给你的"？还是为她终于有了一个家，哪怕这个家是这么简陋、这么脆弱、这么不堪一击？
她不知道。她只是躺在那里，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听着远处隐隐约约的鞭炮声。鞭炮声很远了，隔了好几条街，但还是能听到一点。噼里啪啦的，像是某种遥远的庆祝，庆祝一个她已经不属于的节日。
十四
过完元宵节，年就算过完了。
地里开始忙起来了。陈建国每天早出晚归，在地里干活，有时候中午也不回来吃饭，就着她的干粮对付一顿。她开始给他准备更丰盛的干粮——除了馒头和咸菜，还加了一个水煮蛋，或者一块豆腐干。她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但她能做的只有这些。
她的身子越来越沉了。
肚子已经藏不住了，哪怕穿着最厚的棉袄，也遮不住那个明显的弧度。她开始刻意穿宽大的衣服，把肚子藏在衣服的褶皱里。她不知道陈建国有没有看出来，但她知道他不是瞎子。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小心，离她远远的，像是在躲什么。
二月底，浙江的天气开始转暖。风里有了春天的味道，不再是刺骨的寒冷，而是带着一丝温润的潮气。枣树开始发芽了，枝条上冒出了一个个嫩绿的小芽，像是无数只眼睛在好奇地张望。
有一天，陈建国从地里回来，忽然问她："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她的心猛地一沉，脸上的表情却没变。她说："什么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锄头靠在墙边，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水喝了，然后又舀了一瓢，端到屋里，放在桌上。他坐下，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责备，只是一种很复杂的、很深沉的东西。
"你的肚子……"他说，声音很低，"我看到了。"
她的身体僵住了。她知道瞒不住，但她没想到这么快。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他没有追问。他只是转过身，走到门口，背对着她站着。他的背影很直，肩很宽，像是一堵墙。他站在那里，很久都没有动。院子里很安静，只有枣树上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叫。
过了很久，他才说："我不问你是谁，也不问你以前发生过什么。"
她的心猛地一跳。
他转过身，看着她。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干净，没有愤怒，没有责备，只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你既然进了我陈家的门，"他说，"就是我陈家的人。"
她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她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会哭。明明已经很久没哭过了，明明以为自已已经没有眼泪了，明明以为眼泪早就被那些漫长的黑夜里蒸干了。但她就是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止都止不住。她用手背去擦，擦得满脸都是，但还是止不住。
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地看着她。他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的手抬起来，又放下，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只是笨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帕，递给她。
"别哭了。"他说，声音很轻。
她接过手帕，把脸埋进去，哭得更厉害了。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经历一场地震。她已经很久没有在人前哭过了，在收容站不哭，在桥洞下不哭，在火车站不哭，在那些漫长的黑夜里都不哭。但现在她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哭得像个被世界抛弃了又捡回来的人。
他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开。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像一块石头，沉默而坚定。
十五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跟他说了自已的过去。
不是全部，只是一些碎片。大巴山、母亲、父亲、那场她不愿提起的婚姻、那个她不愿想起的夜晚。她说得断断续续，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说得泣不成声。有时候她会停下来，喘一口气，然后再接着说。她不知道自已为什么要说这些，也许是憋得太久了，也许是他那句"我陈家的人"让她放下了防备，也许是那个夜晚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想说点什么。
他没有打断她。他只是坐在那里，默默地听着，偶尔递给她一块手帕。油灯的火苗晃了晃，在墙上投下两道长长的影子，一道瘦削，一道宽厚，两道影子挨得很近，像是两棵依偎在一起的树。
她说到那个男人，说到那个夜晚，说到她逃出来的那个夜晚。天很黑，路很长，她跑啊跑啊，跑得肺都要炸了。她不知道自已要跑去哪里，只知道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抓住，抓住就会被打死。她就这样跑了一夜，跑到天亮，跑到火车站，买了最近一班去浙江的火车票。
"三十三块钱。"她说，声音沙哑，"我身上只有三十三块钱。"
然后她又说到了收容站，说到了桥洞，说到了林老憨，说到了那间漏风的柴房。她说到那张旧照片，说到母亲的笑容，说到大巴山的柿子树。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柿子了。"她说，"我妈做的柿饼特别好吃，甜丝丝的，比糖还甜……"
她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一种含糊的呢喃。她太累了，说了太多话，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她靠在墙上，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他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床边，把被子掀开。他把她的手拉起来，扶着她躺下，然后把被子盖在她身上。他的动作很笨拙，像是第一次照顾人，但他做得很仔细，很认真。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他说。
她睁开眼睛，看着他。他的脸在油灯的映照下显得很柔和，那些棱角分明的线条被阴影模糊了，看起来不像平时那么坚硬。
"你不问我吗？"她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问。"
"你不怕吗？"
"怕什么？"
"怕……我不是好人。"
他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理解，只是一种朴素的、固执的认命。
"你进了我陈家的门，"他说，"就是我陈家的人。别的，我不管。"
她看着他，眼泪又流下来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眼泪不是委屈，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说不清的释然。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心里放下了，压了很久很久的东西，终于放下了。
"谢谢。"她说，声音很轻。
他摆摆手，说："睡吧。"
然后他吹灭了油灯，在黑暗中躺下了。他还是睡得很靠边，几乎贴着床沿，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绷着身子了。他的呼吸声均匀而平稳，像是已经睡着了。
她躺在那里，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听着他的呼吸声。
窗外，1988年的第一场春雨迟迟未至。但她知道，雨总会来的。春天，总会来的。
十六
第二天早上，林秀英醒来的时候，发现陈建国已经下地去了。
灶上温着一碗粥，旁边放着一个鸡蛋。鸡蛋是煮好的，剥了壳，放在碗边上。她端起碗，把鸡蛋按进粥里，戳破了，蛋黄流出来，金黄金黄的，像是太阳的颜色。
她把粥喝完了，把鸡蛋吃完了，然后把碗洗干净，放在灶台上。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远处的田野。田野里已经泛起了绿色，冬小麦开始返青了，远远看去，像是一层薄薄的绿色的雾。有农人在地里干活，弯着腰，不知道在忙什么。
她摸了摸自已的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动了一下，很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里游过。她不知道那是错觉还是真的。她还没有去医院检查过，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健康，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她不在乎。她只想让孩子平安生下来，平安长大，不要像她一样经历那些苦难。
"活着就有奔头。"她想起了林老憨说过的话。
她不知道自已的奔头在哪里。但至少现在，她有了一个屋檐，有了一碗热粥，有了一个不会打她、不会骂她、不会把她赶出去的男人。
这就够了。
至少眼下，这就够了。
她转身走进厨房，开始准备午饭。她要给他做点好吃的。他每天在地里干活，累得很，要多吃点才能撑得住。
她淘米、切菜、烧火。灶火烧得很旺，把她的脸映得红彤彤的。她蹲在灶台前，看着火焰在灶膛里跳动，像是一群穿着红裙子跳舞的小人。
她忽然想起了母亲。母亲也是这样，每天蹲在灶台前烧火，给一家人做饭。母亲的背影很瘦，但撑起了整个家。她那时候不懂事，总嫌母亲做的饭不好吃，现在想起来，母亲做的每一顿饭都很好吃，都带着一种她再也吃不到了的味道。
她的眼眶又湿了。但这次她没有哭。她把眼泪逼回去，把火继续烧着。
锅里开始冒热气了，咕嘟咕嘟的，像是有谁在里面唱歌。
她站起来，掀开锅盖，用铲子搅了搅。粥已经煮得很稠了，米粒在锅里翻滚，像是一群嬉闹的鱼。她又加了点水，让它稀一点，太稠了不好喝。
她把灶火压小，让它慢慢地熬着。然后她走到院子里，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阳光很暖，落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院子里的枣树开始发芽了，嫩绿的小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是无数颗细碎的宝石。
远处有人在喊什么，声音拖得很长很长，像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她抬起头，看着远方。那里是大巴山的方向，虽然她什么都看不到，但她知道山在那里，家在那里，母亲在那里。
"妈，"她在心里轻轻地说，"我会好好活着的。"
然后她站起来，走回厨房，继续做她的饭。
窗外，1988年的第一场春雨迟迟未至。
但她知道，雨总会来的。
春天，总会来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