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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车呼啸而起。我的视线开始模糊，腹部的疼痛渐渐变得麻木。
我闭上眼，心想，要是这孩子真保不住了，那就当是他跟我一起，提前把这烂透了的家给抄了。
医生在喊：“病人大出血！血压在掉！快准备抢救！”
迷糊中，我感觉到有人在拽我的手，我想甩开，却彻底坠入了黑暗。
睁开眼时，入目是晃眼的白。消毒水味儿钻进鼻腔，刺激得我干呕了一下。
医生站在床头，翻了翻病例，语气平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孩子保住了，但你这身体底子透支得厉害，得静养。”
我摸了摸小腹，那里还没隆起，却成了我这辈子最硬的铠甲。
贺廷州就在病房门口。他隔着那块透明玻璃望向我，眼底全是红血丝，西装还没换，肩膀上残留着干透的暗色血迹。他想推门进来，我抬手按了床头的呼叫铃。
护士推门进来。
“让他走。”我指了指门外，“只要他踏进这间房一步，我就从窗户跳下去。”
我说得风轻云淡，护士吓得脸都白了。贺廷州的手停在把手上，那双总能精准签下几亿合同的手，头一次抖得像个漏风的筛子。他终究是没敢进来，颓然地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低着头，像尊被雨淋塌了的泥塑。
出院那天，是梁以璇来接的我。
她开了一辆火红的法拉利，墨镜推到发际线，递给我一把钥匙和一盒细烟：“房子找好了，在城郊，有画室。烟别抽，拿着玩。”
我接过钥匙，把贺廷州发来的几百条求和短信直接删掉，顺便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那半年，我把自己关在那间画室里。没写什么伤感的诗词，也没发什么忧郁的朋友圈。我只是不停地调色、抹腻子、挥动刮刀。我想起在贺家那三年，每天像个精密的钟摆，算准了贺廷州回家的时刻，摆好最得体的笑容，穿上最衬他品味的真丝长裙。
其实那不是人，那是贺廷州亲手雕琢的一件家具。
画展《面具》开幕那天，京城半个圈子的人都到了。梁以璇手眼通天，把这事办成了时尚圈的盛典。
我穿着一身简单的利落西装，手里掐着香槟杯，跟几个艺术收藏家聊着构图。余光里，那抹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贺廷州穿得依旧体面，但整个人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他没走向我，而是停在了展厅正中央那幅最大的画作前。
那是整场画展的灵魂。
画里是一个面目模糊的贵妇人，她坐在一张极尽奢华的餐椅上，面前是一碗冒着热气的汤圆。她的四肢、脖颈、甚至每一根指尖，都缠绕着透明的细线，这些线延伸到画外的阴影里。而她胸口的位置，被挖去了一块，露出的不是心脏，是一个空空的鸟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