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这次没有穿中山装，换了一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头上戴着同色的礼帽，看起来像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他身后跟着的也不是上次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容普通，穿着一件半旧的棉袍，混在人堆里绝对不会引人注意的那种。
但沈砚注意到，这个中年人的眼神不普通。那种沉稳、冷静、不动声色的观察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沈老板，打扰了。”杜先生摘下礼帽，在柜台前坐下。那个中年人没有坐，而是站在门口的位置，背靠着墙，面朝店内，刚好能看到整间酒馆和门外的情况。
这是标准的警戒站位。
沈砚没有多问，给杜先生倒了一杯黄酒。
“杜先生，新年好。”
“新年好。”杜先生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沈老板，我给你带了一个人。”
他朝门口的中年人扬了扬下巴。中年人走过来，从棉袍内袋里取出一封信，放在柜台上，推到沈砚面前。
信封上没有字，但封口处盖了一个印章——一朵梅花。
沈砚的心跳微微加快了一点，但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他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只有几行字：
“沈老板，北平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送信的人是我的老部下，姓孟，可以信任。小七在我这里很安全。华北局势恶化在即，请尽快决策。——老魏”
字迹是沈砚认识的。
他看完信，折好放进口袋，抬起头看着杜先生。
“杜先生跟老魏认识？”
“老魏救过我的命。”杜先生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两年前在北平，我被人出卖，日本人追了我三条街，是老魏把我藏在他家的地窖里，躲了三天。”
沈砚点了点头。老魏这个人，他了解不多，但知道他是个重情义的人。能让老魏拿命去救的人，至少不是什么坏人。
“老魏托我带话。”杜先生的身体微微前倾，声音压低了，“华北的情况比你想的还要糟。日本人正在逼宋哲元签一个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央军撤出河北，取缔河北境内的反日组织，禁止排日行动。宋哲元扛不住压力，很可能会签。”
沈砚的手指在柜台上轻轻叩了两下。
“什么时候签？”
“就在这一两个月。协议一旦签了，华北五省实际上就变成了日本人的地盘。中央军一撤，华北的抗日力量就会失去后援，枪弹、药品、经费，什么都进不去了。”
杜先生看着沈砚的眼睛。
“老魏说，如果要在华北布局，现在就是最后的时间窗口。再晚，什么都来不及了。”
沈砚沉默了很久。
他当然知道华北局势危急，但从老魏和杜先生这里得到的第一手信息，比他之前通过各种渠道拼凑出来的碎片要完整得多，也更触目惊心。
中央军撤出河北。取缔反日组织。禁止排日行动。
这三个条款一旦落实，华北就等于不设防。日本人可以随时撕毁协议、长驱直入，而中国方面连反抗的名义都没有。
“杜先生。”沈砚开口了，“老魏想要什么？”
“枪。大量的枪。”杜先生说，“华北的抗日武装，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是没有武器。很多队伍拿着大刀片和红缨枪在跟鬼子的机枪大炮打，死伤惨重。老魏说，如果你能往华北送一批武器，他能保证这些武器落在真正的抗日队伍手里。”
沈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的心思不在茶上。
“往华北运货，比在上海难十倍。一路上要过日本人的关卡、伪军的哨所、中央军的检查站，还有各路土匪占山为王。一百支枪从上海出发，能有一半到北平就算运气好了。”
“这个我来想办法。”杜先生说，“我在华北有几条运输线，虽然不大，但很可靠。只要货到了天津，我就能保证送到北平。”
沈砚看了他一眼。
“杜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杜先生笑了笑，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让沈砚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回避，不是掩饰，而是一种“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的姿态。
“沈老板，我说过，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我做的事情，跟你一样。”
“什么事？”
“让该活着的人活着，让该死的人死。”
两人对视了几秒。沈砚先移开了目光，拿起酒壶给杜先生倒了一杯酒。
“第一批货，一百支步枪，十支冲锋枪，四挺轻机枪，弹药若干。十天后，天津交货。具体地点和时间，我会让人通知你。”
杜先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沈老板，爽快。”
“不是爽快。”沈砚摇了摇头，“是没时间了。你说华北的最后窗口就在这一两个月，我总不能等窗户关了再动手。”
杜先生站起身来，戴上礼帽，朝沈砚伸出手。
沈砚握了握他的手。这一次，杜先生的手握得很紧，像是在传递某种无声的承诺。
“沈老板，保重。”
“你也是。”
杜先生转身走向门口，那个姓孟的中年人跟在他身后。临出门时，姓孟的忽然停下来，回过头，朝沈砚微微点了点头。
“沈老板，老魏说，小七在他那里一切都好，让您放心。”
这是姓孟的人进门以来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然后他跟着杜先生出了门，两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霞飞路上的人群里。
沈砚站在柜台后面，手里还握着那只温热的酒杯。
两条线在今天交汇了。
一条是老魏的线。老魏在北平，需要武器，有了杜先生这条运输通道。另一条是杜先生的线。杜先生在华北有关系，有运输能力，有了老魏这个需求方。
而他，处在两条线的交汇点上。
这是他进入这个行业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一百支步枪，十支冲锋枪，四挺轻机枪——这个量，足以改变华北一支抗日武装的命运。
但风险也是最大的。
货要从上海运到天津，从天津运到北平，中间经过无数关卡和检查点。杜先生说他有运输线，但沈砚没法完全信任任何人。他需要做两手准备：如果杜先生的运输线出了问题，他要有备选方案；如果杜先生本人出了问题——比如被捕、被杀、或者本身就是个陷阱——他要能全身而退。
这不是不信任，这是做这一行的基本素养。
沈砚坐下来，翻开账本，在空白页上画了一张图。上面标注了上海、天津、北平三个点，以及上海到天津的海运路线、天津到北平的陆路路线。他在每个节点上都打了一个问号——这些问号，是他需要在未来十天内搞清楚的。
正在画的时候，门口的风铃又响了。
沈砚抬起头，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站在门口。穿一件破棉袄，脸冻得通红，手里攥着一个布包。
是浦东那个半大小子，周恒昌派来送信的。
“沈老板。”那孩子搓着手走进来，把布包往柜台上一放，“周队长让我送来的。”
沈砚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封简短的信：
“沈老板，收到您的提醒后，我们已经转移了驻地，短期内不会动手。浦东的兄弟们很好，请您放心。——周恒昌”
信写得很短，但沈砚看懂了。周恒昌把他的提醒听进去了，这是好事。
沈砚把信收好，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花生米递给那孩子。
“带回去，路上吃。”
那孩子咧嘴一笑，接过花生米揣进怀里，转身跑了。
沈砚看着那孩子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忽然想起陈小七。小七在北平不知道怎么样，冷不冷，吃得惯不惯。这孩子虽然跟了他一年多，但他对陈小七的了解其实不多——从哪儿来的，家里还有什么人，以后想干什么，这些他都没问过。
也许是该多问一句的。
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没必要。在这个时代，问一个人“以后想干什么”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大多数人的“以后”，不过是活着。
活着，然后等天亮。
沈砚把门关上，吹灭了灯，上了楼。
躺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还在转那批货的事。一百支步枪，十支冲锋枪，四挺轻机枪——这批货要从空间里提出来，分箱打包，从酒馆运到码头，从码头运到天津，从天津运到北平。每一个环节都有风险，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他想得头疼，翻了个身，强迫自已不去想了。
窗外又起风了，呜呜地吹着，像有人在哭。
沈砚闭上眼睛，慢慢地沉入了睡眠。意识深处，那个空间安静地存在着，里面堆积着成箱的武器，等待着他去取用，等待着被送到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手里。
也等待着，掀开这个时代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