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餐馆前厅来了个外卖员。
法国人，不会中文，举着一大束雏菊在吧台前比手画脚。
老板娘喊我过去翻译。
外卖员用法语说。
“一位先生让我送给一个叫林夏的女士。”
“他还让我念一句话。”
外卖员掏出手机，磕磕绊绊地用中文读。
“林夏生日快乐。”
“这一次我没有记错。”
前厅的食客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
老板娘嗑着瓜子，表情微妙地看了我一眼。
“哟，你那个蠢前男友学聪明了？”
我看着那束雏菊。
每一朵都是刚开的，没有一朵蔫的。
挑过的，很用心。
我对外卖员说了一句法语。
“请帮我把花退回去，告诉那位先生，谢谢。”
外卖员一脸困惑地抱着花走了。
老板娘把瓜子壳吐进垃圾桶里。
“小林，至于吗？人家一束花而已。”
我把抹布拧干，继续擦桌子。
老板娘看了我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行吧，你清醒，清醒的人活该受罪。”
到巴黎第五十五天的傍晚。
下班路上，梧桐树下那把椅子上放了一个小盒子。
我本来没打算停下来。
但余光扫到盒子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我妈的名字。
我停住了，打开盒子。
是一块旧电子手表，我认识。
那年，江砚妈妈改嫁前留给他的唯一一件东西。
他戴了十年，从不摘下。
表的背面原来刻着他妈妈的名字。
现在旁边多了一行字。
“九月三号。”
他把我的生日刻在了他最珍贵的东西上，和他妈妈的名字放在一起。
我看了那块表很久。
然后合上盒子，放回了椅子上。
十一月九号，我妈的忌日。
一早我去了巴黎郊外的公墓。
到的时候，墓碑前已经放了一束新鲜的白色雏菊。
旁边有一炷刚燃尽的香，灰烬还是温的。
碑前的基座擦得干干净净。
他来过了，比我早。
风吹过来，雏菊的花瓣没有动。
我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土。
走了。
十一月下旬。
江砚的巴黎分公司拿下了一个法国本地的智能交通项目。
室友在电话里声音很激动。
“全法语答辩！他一个人上去讲的！三十多家本地公司竞标他是唯一的华国团队！”
“夏姐，他是真的在改。”
“我知道。”
我说。
“那你”
“他改不改，是他的事，我回不回去，是我的事。”
“这是两件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
室友大概觉得我冷血。
十二月，巴黎入冬了。
圣诞节前一周。
打烊后，餐馆前厅的门被推开了。
“不好意思，打烊”
我转身，江砚站在门口。
和之前所有的出现都不一样。
深蓝色羽绒服，头发理得很干净，没有胡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