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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他自己要回来的，是他妈病了，他回来照顾。
我在村口碰到了陈浩，他瘦了很多，晒得黝黑，穿着工地上的迷彩服，头发乱糟糟的。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从我旁边走过去。
“陈浩。”我叫住他。
他停下来，没转身。
“你妈什么病？”
我问了一句，对方毕竟是我姑，我也想过去看她，只是她没让我进门。
“糖尿病，住院了。”他的声音很小，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需要帮忙吗？”
他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张远，你是不是想看我笑话？”
“我要想看你的笑话，我就不会问你需不需要帮忙。”
他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不需要。”
“那你走吧。”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过头。
“张远，那件事是我爸让我干的。”
我一愣：“什么事？”
“撬锁偷资料的事。”他说，“我爸说只要拿到你的技术，我们家就能翻身。他说你不配拿那么多钱，那些技术本来就有我们家一份。”
我看着他，没说话。
“我知道你恨我。”他说，“但你知道吗，我进拘留所那十五天，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日子。因为那十五天，没人让我去偷东西，没人让我去害人。”
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刘洋从后面走过来：“远哥，他说的是真的吗？”
“不知道。”我说，“但有一点是真的——陈浩这个人，不坏。他只是有个坏爹。”
我姑住院的事，我后来还是帮了忙。
不是帮陈德明，是帮她。
她是个可怜人，嫁了个不靠谱的男人，生了个被男人带偏的儿子，一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而且她毕竟是我姑，有一层血缘关系在。
我让刘洋送了两万块钱去医院，说是村里给她的补助。
她信了。
陈德明不信，但没说什么。
我姑出院后，陈浩又走了，去了更远的地方打工，听说去了省城，在工地上当小工头，一个月能挣七八千。
他每个月给他妈打五千块钱，自己留三千。
他再也不回吴家村了。
陈德明一个人守着那个塘，养着我让他养的草鱼，每天按部就班地投料、换水、检测水质，像个机器人。
我们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每月的技术报告和季度结算。
他叫我“张老板”，我叫他“陈老板”。
不叫姑父，不叫阿远。
干干净净，公事公办。
第三年，合作社的总产值突破了五百万。
我个人的年收入，第一次突破了一百万。
一百万，对于一个三年前还在给别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我知道，这不是终点。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大的市场——省城。
省城的水产市场比县城大十倍，价格也比县城高百分之三十。
但省城的门槛也高，对品质、规格、供货稳定性的要求都更严格。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跑省城，一家一家地谈。
最后，我和省城最大的三家超市签了供货协议，年供货量五万斤，价格比县城高百分之二十五。
合作社的规模需要再扩大。
我找了赵叔，让他帮忙协调更多的鱼塘。
赵叔问我要多少，我说：“一百亩。”
赵叔吓了一跳：“一百亩？你吃得下吗？”
“吃得下。”我说，“但这次不是合作社，是公司。”
“公司？”
“对。”我从包里拿出一沓文件，“吴家村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万，我是法人代表。”
赵叔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
“阿远，你这孩子，真了不起。”
“赵叔，别叫我阿远了，叫我张总。”我笑着说。
赵叔哈哈大笑，笑完又叹了口气。
“你姑父要是当年不抢你的塘，现在也是公司股东了。”
我没接话。
这世上没有如果。
他抢了，他输了。
我输了，我赢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公司成立那天，我在县城最好的饭店请了全村人吃饭。
四十桌，每桌一千二，花了将近五万块。
但我花的开心。
因为我知道，这五万块，明年会变成五十万，后年会变成五百万。
陈德明也来了。
他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喝闷酒，没人跟他说话。
我端着酒杯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陈老板，我敬你一杯。”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里有泪光。
“张老板，我”他的声音哽咽了，“我对不起你。”
我把酒喝了，没说话。
“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也把酒喝了，擦了擦嘴角，“但我还是想说一句，当年的事，是我做错了。”
“我知道。”我说。
“你能原谅我吗？”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
“不能。”
他的脸白了。
“但我不恨你了。”我说，“恨一个人太累，我不想再在你身上花任何力气。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他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行。”
我站起来，走了。
走了几步，我听到他在身后说了一句话。
“张老板，你是对的。我不配做你姑父。”
我没回头，但我的脚步慢了一下。
半年后，陈德明把塘卖了。
不是被迫的，是他自己想通了。
他说他年纪大了，养不动了，想回老家养老。
他的老家在隔壁县，他在那里还有一间老房子，虽然破，但收拾一下还能住。
他走的那天，我去送他。
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编织袋，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个旧手机，一个用了十年的保温杯。
“张老板，这塘卖了三万块，我把欠你的钱还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钱，递给我。
我没接。
“不用了。”
“不行。”他的眼神很坚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以前我不懂这个道理，现在懂了。”
他把钱塞到我手里，然后拎起编织袋，上了去隔壁县的大巴车。
车子发动的时候，他隔着车窗看我，嘴唇动了几下，像是在说什么。
我听不清，但我猜，他说的是“对不起”。
车子开走了，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刘洋站在我旁边，眼睛红红的。
“远哥，你心里不难过吗？”
“难过。”我说，“但难过也得过。”
“你原谅他了吗？”
我想了想。
“原谅了。”
“你不是说不能原谅吗？”
“那是半年前。”我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半年前我不能原谅，是因为我还恨他。现在我不恨了，就能原谅了。”
“恨和不恨，有什么区别？”
“恨他的时候，我天天想着怎么赢他。不恨他的时候，我只想着怎么赢自己。”我转过身，“走吧，塘里的鱼还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