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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他叫林松霖，是个沉默而威严的存在。新闻里的远方和荔枝树下眼前的村庄都在爷爷的酒里交汇，白酒的辛辣，花生的油香和蝉鸣，荔枝的甜味一起酿起这夏天的记忆。我是林照徽，他的孙女，我爸妈去县城务工了，我村里读学前班成了留守儿童。
他不高，也不胖，但身板总是挺得笔直，像一棵不说话的老榕树，安静地立在老家的屋檐下。他很少笑，更少说话，但他的存在本身，就像新闻联播的片头曲一样准时——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打开那台老旧的电视机，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一开口，他就端起水杯，抿一口水，然后静静地听。我叫温宁，家里人都喊我宁宁。
中午，他雷打不动地拎着他的烟筒，走到马路对面的大荔枝树下，和村里的老人们唠嗑。那棵荔枝树很大，枝叶茂密，像一把撑开的绿伞，底下总围着一圈抽着烟、聊着天的老头。我放学经过时，总能看见爷爷坐在那里，手里摩挲着烟筒，偶尔咧嘴笑一下，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有时候他也会他会和老伙计们蹲在树影里，嘴里念叨着“上期开了‘虎’，这期说不是是‘马’”亦或是谁谁家耍朋友，看过不久又准备有酒饮了……
我总是忍不住大喊一声：“啊公！阿婆！我放学啦！”
奶奶的声音会立刻从树荫下传来，中气十足地喊：“快回去吃饭！菜在饭锅里保温着！”
我跑回家，打开锅盖，热气腾腾的菜香扑面而来，我盛好饭，打开电视看动画片，一边吃饭一边盯着屏幕，那是童年里为数不多能让我完全放松的时刻。
中午的小孩子总是精力旺盛，我从来不肯乖乖午睡，熬到下午上学时间，才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夏天太热的时候，我还会特意换上一件吊带小背心，觉得这样凉快又好看，然后蹦蹦跳跳地去学校。
下午放学回来，爷爷已经在厨房炒菜了。乡下的晚饭吃得早，四五点钟，天还亮堂堂的，我们就已经围坐在饭桌前。爷爷吃饭前，总要先倒上一小杯白酒，抿两口，才动筷子。有时候，他会拿着烟筒慢慢地抽，有时候，他会故意装醉，让我们小孩子扶他回房间，有时候他还会假装站不稳，我们几个小孩一边牵着他，一边奶奶偷偷的笑。有时候，他还会让我们帮他找烟筒，我们翻箱倒柜地找，奶奶在旁边看着，偷偷抿嘴笑。
小时候，家里要是没了米酒，爷爷就会掏出几块钱现金还有酒壶递给我，说：“去村里小卖店打酒回来给我。”我看捕捉不到爷爷脸上有任何的表情，那纸币带着他掌心的温度，叮嘱我记得拿好钱别掉了。我小心翼翼地攥好，一路小跑穿过村里泥路上，脚下的泥路被晨光晒得暖融融的。
村里的老人总爱逗我。一见我拎着小酒壶出来，就围过来笑眯眯地说：“哎哟，拿阿公的钱去打酒啊？别全打了，一半酒、一半摇点井水给阿公，剩下的钱偷偷买零嘴，别告诉他！”他们一边说，一边挤眉弄眼地笑，好像这是一桩天大的秘密，又好像在分享一个只有村里人才懂的玩笑。
那时候的我，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们，不懂为什么要这么说，也不觉得这是在怂恿我做坏事。大人们的笑声像田边的风，一阵一阵地扑到我脸上，我只觉得他们亲切又好玩，心里暖烘烘的，脚步也轻快起来。
长大以后才明白，那些逗趣的话并不是真的要我去掺假骗爷爷，而是老人们用夸张的“坏主意”编织出的热闹——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把日子的平淡揉进笑声里，把邻里之间的亲近和顽皮传给下一代。看着我懵懂的表情哈哈大笑，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孩子的天真让玩笑变得格外生动。
我没有照他们说的去做，也没有生出半点歪念头，只是带着爷爷的信任和满满的零嘴甜味回到家。如今想起，那段小路、那几句玩笑、那群笑盈盈的老人，都成了心底最温柔的风景。它让我知道，原来人情味可以这样简单——一句玩笑、一阵笑声，就把一家一户的心串在一起，把童年的日子酿得像米酒一样醇香。有时去帮爷爷打酒，走到小卖店门口，会遇上村里人养的一群灰鹅。它们的羽毛是浅浅的灰，像被细雨洗过的老墙，蓬松又带着一丝沉稳的色泽，橙黄的扁嘴微微翘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总爱盯着路过的人瞧。
我刚从小卖店出来，手里拎着装满米酒的小壶，脚步还带着买到东西的小欢喜。可一靠近那群灰鹅，仿佛触发了它们的“巡逻模式”——领头的那只忽然伸长脖子，“嘎”地叫了一声，整群鹅便齐刷刷迈开步子，灰色的身影连成一片，伸着脑袋朝我追来。
小小的我哪见过这阵势，心猛地一紧，吓得转身就跑，眼泪也跟着涌出来，边跑边抽噎，耳边是自己急促的脚步声和鹅们“嘎嘎嘎”的呼应，像一支不讲道理的追击队。跑到拐角或看不见它们的地方，才发现它们没再跟来，这才停下喘气，抬起小手胡乱抹掉脸上的泪，心里的惊慌像被风吹淡了，悄悄松了口气。
说来也怪，我好像根本没打算把这场“灰鹅突袭”告诉爷爷，甚至连回想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我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把酒稳稳递到爷爷手里，脸上还带着跑出来的红晕和一份没人察觉的小小勇敢。那天的米酒，喝起来比平时更安心，也更甜——因为我知道，自己又一次从一群灰色鹅的追赶里，平平安安跑回了爷爷的身旁。
等到晚上七点，爷爷会准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新闻看完，还要再看一遍央视的天气预报，谁都不能换台，谁都不能吵。他会把音量调得很大，有时候还会和我们聊几句爷爷他有时候会买码——就是村里几个老人常玩的那种，据说是从台湾、澳门那边传来的liuhecai。他会买码报，那是一种印着各种生肖、数字和神秘符号的报纸，爷爷总爱拿着它，眯着眼睛研究半天，然后指着几个生肖问我们小孩子：“你们看，今天开哪个？”
他只是参考，并不真的听我们的——毕竟，小孩子的话哪能当真？但偶尔也有巧合，比如我们随口说了一个生肖，他没买，结果真的开了那个，他就会故作镇定地“嗯”一声，但下次还是会问我们。也有我们猜中了，他跟着买了，结果中奖的时候，他脸上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但很快又恢复成那副严肃的模样。当然，更多时候是我们猜错了，他也没买，或者买了没中，他照样淡定，最多摇头叹口气，说一句“这码报不准”。不过，他买得不大，更像是图个乐子，而不是真的指望靠这个发财。
逢年过节，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我二伯总会从街上用米酒桶打回几坛自家酿的好米酒，爷爷一闻到那股醇厚的酒香，脸上立刻挂满了笑容，像个小男孩收到了心爱的玩具。吃饭时，他夹着菜，抿一口酒，话匣子就打开了，开始“吹牛”——其实就是讲村里最近发生的八卦，谁家儿子结婚了，谁家闺女考上城里了，谁家又闹了什么笑话……他讲得绘声绘色，有时候被打断了，他依旧接着讲得兴致勃勃。
吃饭的桌子不大，但笑声却能填满整个屋子。大人们一边吃饭一边碰杯，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打闹，旺财——家里那条老黑狗还有黄狗旺财，也被我们逗得汪汪直叫，追着我们跑来跑去。
这些细碎的瞬间，现在回想起来，比任何“大事件”都要珍贵。
爷爷平时严肃、沉默，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距离感，但在这样的时刻，他的笑容是真实的，他的快乐也是真实的。他或许不擅长表达感情，但他会在米酒的香气里，在码报的数字间，在孩子们的笑声中，悄悄释放出他对生活的热爱。
而我就在这样烟火气地方度过我学前的时光。
农历三六九的赶集日，是村子里最热闹的日子。爷爷偶尔会问：“想去街不，阿公带你去街玩？”我总是怯生生地点头，却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吃的零食——大概是怕他觉得我贪嘴。但他总能神奇地带回我心底偷偷惦记的东西，可能是一包橘子软糖，或是一根粘着糖霜的棒棒糖，包装纸被我攥得皱巴巴的，甜味却能在嘴里化很久。
要是村里有人请他吃席，爷爷会特意换上他最显精气神的衣服，特地打扮一番，有时也会带上我。我坐在酒席间，总是紧紧攥着衣角，看着满桌的陌生人局促不安。可爷爷一边和那些大人高声谈笑，一边会突然转头问我：“宁宁，想吃什么？阿公给你夹。”他的大手稳稳地夹起一块鱼肉，仔细挑掉刺，再剥好鲜嫩的虾肉，放进我的碗里。油亮的虾仁在白米饭上显得格外诱人，我低头怯生生的吃着，总能听见爷爷和旁人笑着说：“我孙女，怕生”
可并非每次吃席都能跟着去。有一次，我听见奶奶问：“你阿公去饮酒了？怎么没带你？”我愣了一下，连忙问：“阿公去饮酒了？几时去的啊？”奶奶瞥我一眼，说：“不带你就不带你，你也不吃什么东西。”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松了口气——其实我并不想去，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只能看着爷爷和那些大人聊天，他们嗓门越来越大，震得我耳朵发疼。但后来，偶尔想起那些被留在家里的午后，心里还是会泛起一丝酸涩的遗憾。
某个停电的夏夜，趁着满天繁星，爷爷搬出摇椅在院门口，爷爷躺在摇椅上纳凉，我给他摇蒲扇，他时不时，拿起他的烟筒抽烟。我想大抵是他的烟瘾又犯了。
那天，我在荔枝树下对面家门口下等了爷爷很久。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可爷爷的身影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有人匆匆跑来，压低声音说：“打架了……”我跟着奶奶赶到时，现场一片混乱。大人们像一堵堵黑色的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努力踮起脚尖，终于从缝隙中看到了爷爷——他的脸上、衣服上都是血，对面的人也是。那一瞬间，我的心脏猛地揪紧，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涌上心头，害怕爷爷会离开我。
我悄悄躲在奶奶身后，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周围的大人们在焦急地讨论着报警、处理伤口，我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满脑子都是爷爷流血的样子。后来奶奶带我回家，我坐在角落里，听着大人们的议论，心里不停地祈祷爷爷平安无事。两天后，爷爷终于回来了，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他轻描淡写地和家里大人说着说：“是对方先动手的，我这是正当防卫。”可我看着他受伤的样子，心里还是止不住地难过——那个总是精神抖擞、带着我去赶集、给我夹虾的爷爷，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快上一年级时，奶奶告诉我：“你妈妈要接你去县城读书了。”我低着头，一言不发。别人家的小孩都有妈妈陪着，可我连妈妈的样子都模糊不清——她似乎从没给我打过电话，我甚至记不起她的模样。我回到姑姑的房间，锁上门，倔强地想：“我不要离开爷爷奶奶……”
但最终，我还是被奶奶“骗”上了去县城的车。她温柔地说：“就上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我信了，可当我渐渐明白过来时，心里满是委屈和不舍。每年节假日回家，我都会闹着不肯回县城：“我不想走，我想在家读书！”可最终，我还是在那辆我爸开往县城摩托上，一次又一次地离开爷爷奶奶，回到没有他们陪伴的县城。
初一那年暑假，我偶然从奶奶口中得知：爷爷得了肺癌，要做化疗了。我握着电话，听着听筒里传来他微弱的声音，心里担心着，电话询问着他好不好，热不热冷不冷之类。
初二暑假，爸爸让我坐县城班车回家，给他送药。推开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曾经精神矍铄的爷爷，如今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虚弱地躺在床上，腿上的肌肉因为化疗萎缩得厉害，连翻身都需要奶奶帮忙按摩。
那天中午，我偷偷溜回房间，却听见爷爷在喊奶奶喊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应声。下午再去时，他轻声说：“中午喊你，你没应，可能睡着了吧。”我的心猛地一揪，后悔自己为什么偷懒没去陪他。
后来，爸爸和二伯也在家。我帮爷爷按腿时，明明是夏天，他的手和手臂却冷得像冰块，腿也冰凉冰凉的。我问他：“阿公，你是不是冷？”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把床边被子往自己身上盖，然后让我喊奶奶过来。
奶奶端着饭进来，问爷爷要不要吃饭。二伯去看看饭煲好没有准备吃饭，却发现电饭煲根本没煮。我着急地说：“我按了煮饭键的！”可没人相信我，他们以为是我说谎。那一刻，过后一段时间每每想起爷爷最后那段时间，突然明白他为什么明明那天是夏天他却手脚冰冷……
那天晚上，我们没吃成饭，因为爷爷要被送去“阿公厅”了。我望着眼前湛蓝的天空，和经过旁边碧绿清澈的小池塘，我仰起头眼泪止不住地流。又偷偷擦掉，不想任何人看见我流泪了。我的爷爷，就这样离开了我。我回到家瞧见奶奶偷偷抹着眼泪，因为习俗，她不能去送他……
从那以后，我的爸爸、二伯、姑姑，都没有爸爸了。而我，再也没有爷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