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
“林苗，你过来一下。”
方听澜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低头，扫了一眼标题，手指压在桌沿上，没动。
那是一份对我父母的举报材料，整理好的，条目清晰，证据附在后面，按时间排列，从我三岁被关进阁楼，到今年清明节的火灾，每一件事都有对应的材料——
陈阿姨的证词，她最终同意出面，签了字；学校档案里关于我被迫留级的记录；出生证明的复印件，那行手写备注被单独标注出来；还有我这三个月用方听澜教我的方法，一条一条记录下来的日常——
每一次被剥夺食物，有日期，有时长。
每一次被打，有部位，有程度描述。
都是我自己写的，方听澜审核过，说可以用。
“你看清楚了吗？”方听澜问。
“看清楚了。”
“有没有你觉得不准确的地方？”
“没有。”
“那你签字。”
我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的署名处，签上“林苗”两个字。
方听澜把文件收起来，说：“接下来会有一个流程，不会很快，你要做好准备。”
“我准备好了。”
“不一定，”她说，“这个过程里，你的父母会知道，你弟弟会知道，可能你们学校也会知道，你做好准备了吗？”
我把笔放回桌上，说：
“方老师，我十三岁，我在这个家里活了十三年，每年清明节饿三天，我已经不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了。”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
“好。”
事情推进得比我想象中快，也比我想象中慢。
快，是因为材料充分，流程启动之后，相关部门的介入比方听澜预期的更及时；慢，是因为我爸妈在第一次问询时，否认了所有指控。
我爸说，冰箱上的锁是为了防止孩子乱吃东西，是为了健康。
我妈说，清明节带儿子上山，女儿留在家里，是因为女孩子腿脚不好，不适合爬山。
我坐在问询室外面的走廊上，听着里面的声音，通过门缝传出来，断断续续的。
方听澜坐在我旁边，没有说话。
我也没有说话。
然后门开了，我爸走出来，看见我，停了一下。
他看着我，说：“你做了什么？”
我站起来，看着他，说：
“我学了点有用的东西。”
他的嘴动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
妈妈从他身后走出来，看见方听澜，眼神变了一下，然后看向我，说：
“林苗，回家说，这里不是”
“妈，”我打断她，声音很平，“你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
她闭上嘴。
走廊里安静了几秒。
弟弟没有来，他在学校，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我爸最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低到我几乎没听清：
“你是姐姐，你应该”
“我比你晚出生四十分钟，”我说，“出生证明上那行字，是你写的，不是我。”
他没有再说话。
后来的事情，方听澜帮我处理了大部分，我只需要在需要我出现的地方出现，说需要我说的话。
弟弟有一天找到我，站在学校门口，问我：“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看着他，说：“你知道冰箱锁着的时候，我在家里靠什么活过去吗？”
他沉默了。
“水龙头的水，”我说，“三天，就是水龙头的水。”
他低下头，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不需要知道。
最终的结果，是我被转到了方听澜联系的一所寄宿学校，学费由相关部门的援助资金支付，我爸妈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家庭教育指导，并被列入监察名单。
没有人进监狱，方听澜说，这个结果在现阶段已经是最优解，后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知道。
我不着急。
我十三岁，我有的是时间。
寄宿学校的第一个清明节，我没有被锁起来，没有断水断电，食堂正常开放，我端着一盘红烧鱼，坐到靠窗的位置，窗外有一棵玉兰树，开着白花，风一过，花瓣往下掉，落在窗台上。
方听澜发来一条消息，问我适应得怎么样。
我回复：还行。
她说：《证据学导论》看完了吗？
我说：看完了，有三个问题。
她说：周末来找我，当面说。
我说：好。
我把手机放下来，低头，把鱼肉从刺上剥下来，放进嘴里。
红烧的，汁水多，带着一点点甜，很好吃。
我吃得很慢。
这次不是因为怕吃完了就没了。
是因为，这一次，我有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