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肯离。
我早料到了。
第二天，他把我的行李箱又锁进了储藏室，把结婚证藏了起来，把家里所有的证件翻了个遍。
他不知道，我早在三个月前，就把重要证件全部存进了银行保险柜。
从我妈下葬那天起，我就在准备了。
流水、房产、他和许知夏的每一次“兄妹相称”的转账记录、腊月二十六那晚服务区的监控调取回执、我一个人搭三轮车走山路的行车记录仪画面——货车师傅人很好，我要的时候他全给了我。
还有医院的两次流产记录。
协议离婚走不通，我直接起诉。
诉状递上去那天，周霁安在法院门口拦我。
他瘦了很多，胡子没刮，那件熨帖了十年的白衬衫皱得不成样子。
“南栀，”他拦在我面前，声音沙哑，“我把画廊卖了。”
我停下脚步。
“卖了三千八百万，加上房子、车，全部转你名下，手续我都办好了。”他从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手抖着递过来，“你别起诉，行吗？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要我死——”
“周霁安。”
我打断他。
“你又来了。”
他一愣。
“十八岁你站在天台上，用你的命绑我留下。二十六岁你说你要跳楼，逼我撕掉离婚协议。现在你又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可是你发现没有，这招对我没用了。”
“我妈临死前想见我一面，没见到。从那天起，这个世界上能拿命威胁我的人，已经死了。”
“你死不死，随你。”
我绕过他，走进法院。
身后很久很久，没有脚步声。
第一次开庭，他当庭表示不同意离婚，声泪俱下地讲了我们十年的感情，讲他父母离异、讲他的抑郁症、讲火车站台。
法官问他：“被告，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原告母亲病危，你是否曾在高速服务区将原告独自留下？”
他张了张嘴。
“是……但我有原因——”
“原告母亲次日凌晨去世，原告是否在场？”
“……不在。”
“原告两次终止妊娠，你是否知情、是否陪同？”
法庭里很安静。
他低着头，肩膀塌下去，半天，说出两个字。
“不知。”
那一刻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场婚姻的葬礼，终于开始念悼词了。
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
法律要给感情留六个月的抢救期。
这六个月里，周霁安做了一个丈夫能做的一切。
他每天做好三餐放在我门口——我搬去了公司附近的公寓，他就搬到对面楼租房住。
他戒了酒，推了所有应酬。
他把那个小号里我们十八岁到二十二岁的视频，一条一条备份下来，刻成光盘，托人送给我。
他学着给我妈的坟每月汇一笔钱给村里，请人扫墓、添土、供鲜花。
我爸打电话跟我说：“栀栀，霁安上个月来了，在你妈坟前跪了一下午，雪那么大。”
我说：“爸，晚了。”
我爸叹气：“是晚了。你妈闭眼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让栀栀走夜路’。”
我握着电话，在深夜的公寓里，终于哭了出来。
不是为周霁安。
是为那个在雪里走了一天一夜、到家却只看见白灯笼的自己。
六个月后，第二次起诉。
这一次，周霁安没有请律师。
法官问他是否同意离婚。
他坐在被告席上，看了我很久。
看得像要把我这个人，从眉眼到指尖，一寸一寸刻下来。
然后他说：“同意。”
“她说得对。感情确已破裂。”
“是我弄破的。”
判决生效那天，是个晴天。
我们在法院门口，一人拿着一份判决书。
十年，两个红本换成两页纸。
“南栀。”他叫我。
我回头。
“那年火车开的时候，”他站在台阶下面，逆着光，眼睛很红，却在笑，“我追着车厢跑，你从窗户里探出头喊了一句话，风太大，我没听清。”
“这么多年，我一直想问你，你喊的是什么。”
我想了想。
四年前的站台，汽笛声，他跑得踉踉跄跄的样子。
“我喊的是——”
我说：“‘周霁安，等我回来。’”
他脸上的笑，一点一点碎掉了。
我等他回来了。
四年异地，我拒了保研，拒了北京的offer，毕业当天拖着行李箱坐了一夜火车回南城。
我回来了。
是他没在原地。
“再见。”我说。
这一次，我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