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剃头，曾屠户！你枉杀众生，你不得好死！”原配夫人的哭骂，丝毫未能打动曾国藩的铁石心肠，他三角眼一瞪，喝令倒提着鬼头大刀的湘勇：“湘军是我说了算！还愣着干什么？杀，统统给我杀！”
曾国藩与郭嵩焘聊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父亲曾麟书面前，他不知道该如何向父亲开口。他决定墨绖出山，有违礼制，父亲能同意吗？
刚刚跨进父亲的房间，一付对联便映入他的眼帘，满屋喷发着墨香。那字迹是父亲的：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曾国藩眼前一亮，他感激地望着父亲，不知该如何感谢父亲。只见曾麟书拉着五儿子曾国葆的手，对曾国藩说：“我把国葆交给你了，好好引导他，让他在湘军里尽快成长起来。我们曾家能出几个英武之士，列祖列宗泉下有知，他们会很高兴的。”
曾国葆今年二十八岁，已经娶妻生子，跟着二哥曾国潢在乡间训练“安民会”。虽然国葆读书不成，但他练了一身好武艺，人又年轻，正是曾国藩办团练所需要的人物。
昨天晚上，郭嵩焘一到白杨坪，曾国葆就明白了七、八分。在湘乡一带，郭嵩焘名气不小，他训练的地方治安会剿杀了小股暴乱，曾国葆早想投靠于他，只是没有机会。郭嵩焘来找大哥一定有事，所以，国葆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当他确认自己的判断没有出错时，他欣喜若狂。这一次，说什么都要跟着大哥到外面闯荡一番。
很快，父亲也知道了郭嵩焘的来意，并且还答应了国葆的要求。只要大哥不反对，国葆踏上行伍之路没什么问题。下半夜，国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妻子很不高兴。国葆贴在她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妻子惊叫道：
“我们的儿子才两个月大，你怎么忍心撇开我们娘儿俩？你走了，我们靠谁呀？”
国葆连忙捂住她的嘴，小声说：
“你大声嚷嚷什么！若是让四哥（曾国荃）听到了，我还走得掉吗？四哥一直就想出去闯荡一番，如今大哥出山办团练，他一定也想跟着走。我死缠活缠，父亲才勉强答应了，若是四哥也要走，恐怕他一个也不会答应了。”
山村的女人就是那么好哄，丈夫一吓唬，她就乖乖地顺从了丈夫。国葆把妻子搂在怀里，低语道：
“我想念你和儿子的时候，会回来看望你们的。”他吻了又吻泪流满面的女人。女人呢喃着：“那我如果想你了呢？”
“你带着儿子去找我呀！”国葆嬉皮笑脸，想从妻子这儿得到点温柔。女人躲闪着，她哭成了泪人儿，哪还有心情去享乐。
国葆不再勉强她，他坐了起来，斜靠在床头，对妻子说：
“你应该向大嫂学习、学习。当年，大哥为了取得功名，把年轻、漂亮的大嫂丢在家里，他一走就是好几年。后来，大哥中了进士，大嫂带着纪泽留在这里。她辛勤地奉养公婆、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六人，谁也没见她哭哭啼啼。”
女人一转身，她后背冲着丈夫，表示生气了。国葆故意不去哄劝她，他继续说：
“大哥来家守制已四个多月，他离开京城时，大嫂临产。小纪芬是在大哥走后第七天出生的，家里连个仆人都没有，她一人在京城带着七个孩子生活，那种艰难状况可想而知。”
说到这里，国葆的妻子有些感动了，她自动地回到了丈夫的怀里。国葆激动地把妻子紧紧搂在怀里，一个劲儿地亲吻。女人说：
“听说大哥让他妻舅欧阳牧云去了京城，把她们娘儿八人接回来。”
“是的。不过，看这情景，大哥明天上午就有可能上路，大嫂和几个孩子还在路上，他们夫妻见不上面了。”国葆流露出惋惜之情来。
女人一笑，趴在丈夫的耳边说：“他们是老夫老妻了，还有那些事吗？咯咯咯……”
四弟国葆非要跟着走，曾国藩只好答应。
在他的心目中，几个弟弟仿佛永远没长大，一转眼，国葆都二十八岁了。弟兄们小的时候，小国葆特别顽皮，他像个小猴子在树间跳来跳去。今天东边大婶来告状，说国葆偷吃她家的枣子；明天西隔大妈来告状，说国葆偷吃她家的山芋。为此，母亲江氏没少打国葆。国葆每次挨打，总是大嫂欧阳氏护着他，所以，他和大嫂的感情很好。
曾国藩外出读书期间，每次回家总给国葆、满妹买点好吃的东西来，哪怕是一小包糖，也能哄得他们咯咯笑。
进京做官以后，曾国藩心里时常惦记着可爱的小弟弟，他曾在一首诗中这么写道：
梦里携予季，亭亭似我长。
三年不相见，一变安可量。
神骏初衔辔，牵牛肯服箱。
朝朝偷芋栗，知尔足奔忙。
如今，四弟国葆长大了，曾国藩依然很喜欢他。他没有多考虑什么，便答应带弟弟走。
咸丰三年正月，曾国藩、郭嵩焘、曾国葆踏上了征途，开始了他们的戎马生涯。此时，曾国藩四十三岁。
三个人路过湘乡县城时，知县朱孙诒带了六百乡勇，要求同行，曾国藩欣然答应了。第二天早晨，就在他们准备赶往长沙时，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还带了一千多兵勇，曾国藩开心极了。
这三个人是罗泽南、刘蓉和王。
罗泽南与刘蓉可谓是老朋友了，王则是第一次见面。因为王鑫是罗泽南的门徒，所以，他称曾国藩为“世叔，”他算是晚辈了。
却说当年罗泽南回乡办起了学堂，曾国华、曾国荃都曾跟他上过学。十几年来，罗泽南已是桃李满天下，他也曾致力于古文研究，著作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姚江学辨》、《孟子札记》等。
一个儒生本来可以专心教书、做学问，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书屋里呆不住了。咸丰元年（1851）五月，他离开了学堂，跑到县城帮助知县大人办团练。从那天起，罗泽南也改变了人生之路。
不久，他引来了老朋友刘蓉，刘蓉与他携手共创大业。就在他们不知该向何处发展的时候，听说老朋友曾国藩有可能出山办团练。
还等什么呢？
罗泽南、刘蓉一商量，带着王及一千多兵勇就来了。
曾国藩刚刚走出白杨坪，就拥有一千六百多兵勇，他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几位老朋友有说有笑，带着兵勇火速赶往省城长沙。
湖南巡抚张亮基更高兴。他派郭嵩焘去说服曾国藩出山，不曾料到曾国藩带了这么多兵勇来，真乃兵从天降。他要在巡抚衙门大摆筵席，为曾国藩一行接风洗尘。
曾国藩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开口便谈训练团练之事宜。张亮基也是个爽快人，他直言相告：“若不是长毛作乱、国家不太平，下官也不会请曾大人出山。大人丁忧守制才四个多月，下官便去打扰大人，心中实在有愧。”
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官居四品，曾国藩居二品。所以，在曾国藩面前，他自称为“下官”。曾国藩拉住张巡抚的手，亲切地说：“曾某来到长沙，恐怕日后多有打扰。诸多事务，还须张大人多帮忙。”
“好说、好说！我们都是大清的臣子，有事好商量。”张亮基满脸笑容。
曾国藩心想：我初次出山办团练，一定会有不少麻烦。今日遇到这样的巡抚，他并不以地方长官自居，对我这么客气，看来今后的事情好办多了。
曾国藩在京为官十二年，很少见过张亮基这种干练之人。在张亮基的身上几乎看不到大清官吏的腐败作风，他感到张亮基有别于其他朝臣。同样，张亮基也认为曾国藩不愧为翰林学子，讲起话来满口文辞，分析问题精辟独到，不同于一般官吏。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一拍即合。当曾国藩提出兵力不足这个问题时，张亮基立刻告诉他：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于是五、六天以前，我令湖南境内那些小规模的团练进驻长沙，到今天下午为止，已到的有新宁县的楚勇、辰州府的辰勇、宝庆府的宝勇、浏阳县的浏勇、泸绩县的泸勇，加上大人带来的湘勇，估计已达三千多人。”
曾国藩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本来，他对招募兵勇信心不足，生怕自己当个“光杆司令，”现在看起来没必要担心什么了。
下一步的工作便是筹集资金去买枪购粮，以扩大团勇的规模。
“张大人，这几处兵勇，过去是如何解决军饷问题的？”曾国藩问到了实质性的问题。
张亮基回答道：“按规定，地方上的兵勇由地方解决军饷，朝廷只解决绿营军和八旗兵的军饷。不过，下官在湘这几年，总要想方设法为地方上的兵勇解决一部分军饷，不足部分由当地绅士捐纳。曾大人，你不用太发愁，只要团练一办起来，会有各地绅士送银捐钱的。同时，下官也准备给团练拨一部分经费，先把兵勇训练起来再说。”
张巡抚想得很周到，曾国藩无可挑剔。
对于办团练的重大意义，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认为团练是地方武装力量，它有别于清军中的绿营军和八旗兵。因为它属地方管辖，所以它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地方上的安全，对付太平军和湖南境内小股农民起义。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出省作战，援助周边各省。
两个人谈了很久、很久，直到午夜时分，他们才各回各的住处。
后半夜，曾国藩睡得好香、好沉，他还做了一个梦：
自己带领兵勇冲进了太平阵营，湘勇旗开得胜，太平军一下子就不见了，剩下几千个湘勇，他们面面相觑，齐声问：我们的敌人呢？
有人答道：太平军全被我们打跑了，现在已经窜到了湖北、安徽境内。
又有人开口道：大人，我们来领赏钱。
他晕头转向，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赏钱。他的胸口上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拼命挣扎，还是推不开那块大石头。
“大人，给赏钱！”
“大人，给赏钱！”
句句紧逼，他气得脸色发青。大叫着：“钱、钱、钱！你们只认识钱！打了败仗将帅承担责任，打了胜仗就要钱。你们这些兵勇和绿营军、八旗兵有什么两样？我曾国藩不要这样的兵，你们统统给我滚蛋！”
“大哥、大哥，快醒一醒！快醒一醒！”曾国葆使劲地摇晃着他的双臂，他被唤醒了。他问国葆：
“刚才，我的身边围了那么多兵勇，口口声声要赏钱，他们人呢？”
“大哥，刚才你是做梦，哪有什么兵勇要赏钱。快起身吧！天已经不早了。”
曾国藩伸了个懒腰，又打了一个哈欠，懒洋洋地问：“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国葆回答：“已近中午。”
“啊？你们为什么不早早叫醒我，来到长沙第一个早上就睡懒觉，这给别人留下多么坏的印象。”曾国藩显得有些懊恼。四弟告诉他：“张巡抚已来过三次，他听见你鼾声如雷，便吩咐卫兵站好岗，不让任何人进来吵醒你。不过，他好像有什么事儿急着跟你说。”
曾国藩一个鱼跃跳下了床，看他那利索的劲儿，一点也不像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草草地洗了一把脸，穿上官服，在卫兵的引领下到了衙门大厅。
只见张亮基从正位上走了下来，他热情地向曾国藩打了个招呼：“曾大人，昨夜睡得好吗？”
“嗯！不错、不错。只是做了一个古怪的梦。”曾国藩自知失言，他连忙打住了话题。他一进大厅便感到了一种凝重的空气，似乎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初来乍到不便乱问什么，只好等待张巡抚自己来开口。
“曾大人，我们昨晚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凡是下官能解决的，一定尽量给予帮助。今天上午，我已拨给你们八百两银子，供训练团练之用。估计可以解决一、两个月的问题，以后的军饷就靠你们自己筹集了。”张亮基讲得清清楚楚，就好像做临终交代似的。
他看了看曾国藩，那眼神意味深长。他接着说：“具体训练方法，大人考虑过没有？”
曾国藩想了想，对张巡抚说：“细则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不过，大体上有个设想。我认为将要训练的兵勇应该与朝廷的绿营军、八旗兵有较大的不同之处。我们要的是战斗力强，具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团练，如果还像绿营军、八旗兵那样腐败软弱，就失去了办团练的意义。”
张巡抚一边洗耳恭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他问：“兵勇的名称想好了没有？”
“叫‘官勇’，怎么样？张大人，我这里有一份奏折，欲呈皇上，请张大人过目。”曾国藩很注意自己的身份是“帮办团练大臣，”按礼制应隶属地方官员。所以，他上折前应征求一下张亮基的意见。
张亮基不敢在二品大员曾国藩面前摆谱儿，他连忙上前几步，双手接过折子。折子上写道：
抚臣张亮基调拨湖南外营兵一千名，招募湘乡练勇一千名来省防御。至正月初间，粤匪东窜，武昌业已收复，长沙即可解严。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与臣商，所有留省之云南、河南各兵，即行分别撤回；……至于团练一事，臣前摺略陈大概，曾言捐钱敛费之难。……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
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结群成党，啸聚山谷……
一言以蔽之，曾国藩墨绖出山办团练，困难重重，希望大清的皇上能体恤臣子。万一将来团练没办好，乞求皇帝不要怪罪于他。
张亮基读完折子，他又恭恭敬敬地把折子交到了曾国藩的手里，叹了一口气说：
“曾大人，下官真的很想帮助你。可是，下官没这个能力了。今天上午，圣旨到，皇上谕令我即刻赴湖北任湖广总督。新任湖南巡抚的是骆秉章——骆大人；布政使是云南的徐有壬；按察使为陶恩培。这三位大人将与你同心协力办好团练。”
曾国藩的预感被证实了，他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昨天才到长沙，他与张亮基兴冲冲地谈及未来构想，他们谈得是那么投机，增强了曾国藩的信心。今天，圣旨便到了，张亮基已经卸任，他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再帮助曾国藩办团练。
老天爷和曾国藩开了个大玩笑！
曾国藩不知该说句恭喜之类的话呢？还是要埋怨他几句？
张亮基把曾国藩请出了山，又不能亲自扶植其团练发展、壮大，他觉得有愧于曾国藩。于是，新任湖广总督的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以后凡是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曾大人尽管吩咐好了。”
曾国藩马上恢复了常态，向张亮基拱了拱手，恭贺他荣升为总督大人。
曾国藩要效忠的是大清朝，不管金銮殿上坐的是哪一个皇帝，也不管自己的合作人是谁，他都一样地去为封建统治者卖命。
这就是他那至死不渝的忠君思想。
既然已经出山了，还能再回去吗？曾国藩的答案是：一路披荆斩棘干到底！
曾国藩是团练大臣，其任务是“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之事务，”这就是说他只能小规模的招集地方勇士以保地方上的安全。他不能过问或干涉国家军队，否则就为越权行为。可是，他不甘心当一个不名不份、不官不绅的乌合之众总头目，与其这样，还不如回家安分守己地去守制。
胸怀大志的曾国藩早已认识清了许多问题，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它有明确的纲领，有严格的军纪，有聪明的指挥将领，指望腐朽的大清军队去扑灭这场熊熊烈火，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大清朝，他必须站出来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以对付日益发展、壮大的太平军。
此时，太平军威力已势不可挡，他们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占金陵。洪秀全等人决定建都金陵，并改金陵为“天京”。太平天国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行政权建设，不久又组织了北伐和西征。一路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由扬州北上直向北京；另一路由胡以晃、赖汉英统领，开始了西征。
这两路人马暂时都威胁不到湖南境内，所以，湖南省的任务是肃清地方“不靖，”有能力的话去支援周边各省。相对来说，曾国藩出山之初，其主要任务不是对付太平军，而是清除省内小股暴动。这对于经验不足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曾国藩一行人来到长沙已三个多月，他们借团练之名又招募了一千多兵勇。军饷暂时不成问题，除了前任巡抚张亮基留下的那八百两银子，他们又从各县富绅那里募捐了两千多两白银，估计能用到秋后。问题是新任巡抚骆秉章不像张亮基那么支持他们，布政使徐有壬对曾国藩不理不睬，按察使陶恩培有时暗中作梗，使曾国藩感到孤独无助。
起步之初总是非常艰难的。曾国藩向巡抚骆秉章寻求帮助，骆秉章本不想答应他，但他又一转念，想道：“如今世道不太平，有曾国藩办团练维护一下地方治安也不错。再说，曾国藩办团练又不要巡抚衙门贴补一两银子，我何不顺水推舟，送他一个人情呢？”
于是，骆秉章拨了一块空地给曾国藩，让他加紧训练兵勇。
曾国藩手中之人多来自散落在各地的兵勇，只要稍加训练便能出门作战。一个月后，为了检验一下自己的兵勇战斗力如何，曾国藩请求骆秉章给他一次出战机会。
这时，衡山会党聚众闹事，骆秉章正不舍得用他的官勇（国家军队，包括绿营军和八旗兵），何不派曾国藩的湘勇去镇压小股农民起义。曾国藩欣然同意了，他令王立刻带上五、六百人，前往衡山镇压闹事的农民，果然，湘勇战斗力比绿营军强多了。
骆秉章保存了官勇的实力，曾国藩有了一次实战的经验。
王凯旋，曾国藩拨出银两犒劳士兵，湘勇士气大振。后来，湘勇又被派往长沙附近各地作战，横扫了衡山、兴宁、茶陵、安仁等县，镇压了一次次小股农民起义，湘勇的战斗经验慢慢地积累起来了。
这几个月来，曾国藩一点点认识到对付小股农民起义最好的办法是严惩不贷。
“就地正法，”效果极佳。他令属下四处寻查，一旦发现形迹可疑者，立刻逮捕他们或就地正法。一时间，湖南境内人心惶惶。
自嘉庆年间以来，湖南境内会党活动十分活跃，不少走投无路的农民铤而走险、劫富济贫。当地富绅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当曾国藩的属下四处搜捕“不法分子”时，富绅们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他们一会儿指正这个是土匪，一会儿诬陷那个是莠民。只要他们有两个人一口咬定某人是“莠民，”那个人定死无疑。
有时，乡村宗族间发生了械斗，湘勇也前往干涉。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抓到长沙，砍了他们的头再说；也有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两个人在打架斗殴，更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杀掉；更甚的是，人家夫妻生气斗嘴，他们也管，有一次砍了人家丈夫的头，气得那女人一头撞死在大街上。
白色恐怖令人发指！
在湘勇的眼里，到处有“土匪”、人人是“贼人，”他们几个月的滥杀滥砍引起了民愤。
人们送给曾国藩一个绰号：曾剃头。
曾国藩并非不知实情。他知道自己设立的“审案局”就是一个阎王殿，一旦有人被送进审案局，重则砍头，轻则杖毙，就别想活着出来。
老百姓在背后诅咒他，刘蓉、罗泽南等人当面规劝他，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深深地反思过、自责过，可是，为了大清的基业，他豁出去了。别说人家叫他“曾剃头”、“曾屠户，”就是叫他“曾魔王”也改变不了他的“剿匪”决心。
消息很快传到了白杨坪，欧阳氏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女儿曾纪芬来到了长沙。
夫妻分别近一年了，可是，他们一见面就吵了起来。欧阳氏先苦苦哀求，不见丈夫应诺，她才动了脾气，大发雷霆的。曾国藩从来没见过欧阳氏发这么大的火，她几乎是暴跳如雷了。大哭大闹，还夹着几句恶毒的咒骂：
“曾剃头、曾屠户，你枉杀众生，你不得好死！呜——”
她哀哭不已，求丈夫放下手中的屠刀。
曾国藩脸色铁青，他一语未有。此时，他又能说什么呢？无论怎么解释，妻子都不会满意的，除非从今以后他不再“剿匪”了。
本来，曾国藩是位儒生，别说sharen，就是连杀鸡都不敢。早年，他效仿唐鉴与倭仁，每日三省其身，哪怕连一点点私心杂念都不放过，他认真地检点自己，希望自己做一个高尚、善良之人。
如今，他大开杀戒。按他的说法，并不是sharen成瘾，而是“使命所在”。
对此，曾国藩的解释是：“制造白色恐怖能扼制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去接近那些贼子、乱匪，而且若想使会党分子改邪归正，必须让他们惧怕你。”
其实，他这么滥杀无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他说不出口。
那就是：团练之军饷来源于地方上的富绅。只有把地方上的富绅最怕、最恨的人杀掉或镇压住，他们才可能源源不断地送银送粮，以进一步增强团练的武装力量。
杀吧！反正是豁出去了！
仅仅两个多月，斩决者一百四十二人；杖毙者八十九人；狱死者四十五人；
这期间，曾国藩可算是酷吏了。妻子哀求和朋友的规劝都没起什么作用，于是，大家开始疏远他。曾国藩顿时感到有些孤独，他希望有人能理解、支持他，给他力量与希望。
郭嵩焘不愧为知己，在曾国藩很需要别人理解与支持的时候，他站了出来，并告诉曾国藩：“涤生，你干得太好了！对付乱民贼子就要手腕狠一些，宁肯让人骂我们太严了，也不能让人说我们太宽了。放走一个莠民等于害了一大帮良民。自古以来，王道是用霸道来实现的，没有专制，哪有平静的社会、哪有百姓的安康？”
听了这话，曾国藩更坚定了信念。他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完成大清皇帝交给他的使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忠臣”。他认为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可治也。而自己既不贪财，又不怕死，天下多几个他这样的人，大清国就有救了。
曾国藩在长沙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也导致了湖南地方官员对他的不满。地方官员不满于他的越权行为，他们觉得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了。
按大清的法律制度，审讯犯人应由按察使行使职权，并由此机构进行惩处。可是，曾国藩越俎代庖，湖南大吏对此十分反感。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开始联合起来，排挤非官非绅的团练大臣曾国藩。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横行一时的曾国藩挤出长沙。
曾国藩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求助于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这个人十分狡猾，他既想利用曾国藩的兵勇剿杀地方上的各种党会组织、镇压小股农民暴动。同时，他又担心曾国藩的势力日益壮大，以至威胁到自己的利益。
骆秉章利用曾国藩与徐有壬、陶恩培之间的矛盾，来个“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要坐山观虎斗，两虎伤一或两虎俱伤，于他何干！
当曾国藩大开杀戒的时候，他还干了另一件傻事，那便是企图改造腐朽的绿营军。随着团练队伍的不断扩大，曾国藩与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王等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加强军队的训练，使兵勇迅速成长起来。团练不仅要有较强的战斗力，还要有一定的凝聚力。
咸丰三年夏初，曾国藩发现绿营军中有一位满族将领可堪大用，那个人叫塔齐布。
塔齐布，满族镶黄旗人，中军参将。此人身上没有大多数绿营军将领所表现的弱点，他爱兵如子、带兵严格，又能吃苦耐劳，是曾国藩心目中理想的将帅。
如果能把塔齐布笼络住，将来对自己定有好处。于是曾国藩上奏皇上，为满将塔齐布请功。同时，他又弹劾了另一位满将——清德。听说一年前，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清德带兵应战，当西城门被轰开一个小口时，清德吓得抱头逃窜。他当着众官勇的面脱去了官服，换上事先准备好的民装，令清兵多有耻笑。更让太平军嗤之以鼻。
他贪图安逸，不理军务，有失军威，简直就是败类一个！曾国藩下决心要弹劾这种人，让大清的皇上早日除掉他。
一誉一毁，势必招致清德的不满。清德想方设法反扑曾国藩。
平日里，湘勇操练的时候，曾国藩总要求塔齐布和清德所属的绿营军一起操练，这叫“会操”。一般情况下由王统一指挥。这种形式的会操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天，湘勇与官勇相安无事。这说明上层统帅的矛盾暂时没有影响到士兵的情绪。
突然有一天，双方士兵发生了械斗事件。起初，曾国藩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按常规处分了双方兵勇。对于挑衅者一方——官勇，他责其在骄阳下罚站半个时辰；对于自己的湘勇，他杖打二十。双方也算扯平了。
到了晚上，清德带了一批人马，他们气势汹汹，前来兴师问罪。曾国藩令其弟国葆对其进行解释，清德一句也听不进去。他扯开大嗓门儿，有意说给曾国藩听：
“我是出于爱护兵勇才找你们理论的。大热的天，就是躲在树阴下都流汗，在骄阳下罚站，太残酷了吧！纵然兵勇有什么不好，告诉我一声，我是那种护短之人吗？”
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跟在他身后的几个官勇，有的踢翻了湘勇的板凳，有的朝军营墙上撒尿，有的吐唾沫，清德装作没看见。
曾国葆差一点冲了上去，曾国藩用眼神制止了他。清德走后，曾国藩警告湘勇，不要再与官勇发生冲突。哪怕是一点点小的磨擦都有可能引起一场残酷的械斗。现在不能起内讧，湘勇与官勇应携手并肩对付太平军。
可是，械斗终于发生了。
只要有一方想找茬儿闹事儿，就没有打不起来的架。六月下旬的一天，曾国藩的湘勇与清德的官勇发生了一场恶战。为了平息事端，曾国藩委曲求全，他令下属绑了几个湘勇，并把他们送到校场鞭挞之。然后，他气呼呼地回到了寓所。
其他湘勇当然不服气，欲找清德论理。
就在这时，清德不请自来。他令官勇包围了团练营房，大吵大叫，要见曾国藩。官勇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没发现曾国藩。官勇把营房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
一位湘勇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飞奔去了曾府。
好汉不吃眼前亏！曾国藩深知此时斗不过清德，还是逃吧！
在几个卫兵的掩护下，曾国藩逃往骆秉章处。他刚刚在骆府门外站稳，清德及其二百多官勇便追来了。曾国藩拼命地拍打着门上铜环，门开了个小缝，曾国藩直往里面挤。
骆秉章慢慢悠悠地走出屋子，拖着长腔问：
“曾——大——人，什么——事啊——，瞧你满头大汗的。”
曾国藩惊魂未定，他结结巴巴地说：“救——救我，他——他们人多！”
清德冲了进来，两个官勇一跃，欲扑曾国藩。曾国藩吓得直往后退，一直退到骆巡抚的身后。
骆秉章低声道：
“放肆！曾大人是团练大臣，岂能侮辱之！”
两个官勇这才罢手。
清德来个恶人先告状！他强词夺理，诽谤曾国藩指使手下打了官勇。曾国藩欲申辩，骆巡抚十分冷淡地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二人各持己见，我如何判断呀！”
曾国藩见状，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身后传来一阵狂笑声。
离开长沙，现在就走！曾国藩主意已定。
今日之事无非是个“导火索，”促使他进一步下定了决心。离开长沙的念头早在二十天前就有了，每当湘勇与绿营军会操时，绿营军将骄兵腐、懒散无比，曾国藩早就担心对湘勇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只不过，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向湖南巡抚骆秉章辞行，今日之事说明了一切：骆秉章不会假意挽留他，曾国藩也没必要把“官司”打到咸丰皇帝那儿。
即使曾国藩在奏折里如实陈述，骆秉章也不会受到什么处分，反而引起咸丰皇帝的反感：兵荒马乱之际，你们不同仇敌忾、报效朝廷，在那里起什么内讧！
说不定龙颜大怒，他们还会各挨“五十大板”。于其这样，不如不说。曾国藩咽下了这口气，他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人生路上，比这更难堪、更难忍的事情都有，难道每一次都要争个高低吗？！
并非一气之下，曾国藩离开了长沙。他带着两、三千兵勇到了衡州，即衡阳。
之所以选择衡阳作为练兵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曾国藩的岳父家就在衡阳，妻兄欧阳牧云和欧阳凌云在地方上都有些小名气，能给他以帮助；其二，他早年曾就读于衡阳唐家私塾，从师于汪觉庵老先生。汪老先生的弟子很多，现在不少是衡阳名士，曾国藩与他们同出一师门，交往起来总方便得多。其三，衡阳知县陆传应为人谦和一些，比长沙那几个“混账东西”好处一些。其四，当年吴三桂在这里练过兵，留下一个不错的校场，可供练兵。其五，湖南境内，除了省城长沙，衡阳就算第二大军事要塞了。衡阳城易守难攻，外面有了战事立刻出征，没有便操练兵勇。
准确地说，曾国藩不是逃到了衡阳，而是为了壮大军事力量主动撤出了是非之地，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它不但挽救了将要“夭折”的湘勇，还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最后使湘勇成长为湘军。若继续留在长沙与那几个庸夫俗子打交道，只会白白消耗自己的大好时光。
半年前，曾国藩出山之初并没有想到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也不敢这么做。因为，咸丰皇帝在圣旨中明确了他的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
帮办、帮办，那就不是主管，没有权力过问正规军。曾国藩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干涉了湖南提督所属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以致自取其辱。当众人向他发难时，他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要对付太平军、镇压农民暴动，靠腐朽、软弱的国家军队已不行。现在，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组建一支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新型军队。
而这个新型军队的统领便是他自己——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