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卫生院的条件，比村里强太多。
有专门的诊室，有护士帮忙，药品也齐全。设备虽然算不上先进，但拍片、化验这些基本检查，总归不必再靠经验硬撑。
主任给我安排了一间小办公室。
屋子不大，却干净。墙上挂着白大褂，桌上摆着处方笺，窗外是镇上的街道，人来人往，吆喝声、车铃声混在一起，热闹又陌生。
第一天上班，我穿了件新洗的衬衫，坐了一上午，一个病人都没有。
手边的搪瓷杯冒着热气，我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下午，终于来了第一个病人。
是村里的赵婶。
她站在门口，看见我，脸上立刻露出几分讪讪的尴尬，脚尖在门槛外蹭了半天，才小声开口：
“陈大夫……你真在这儿坐诊啊？”
我抬头看她，语气平静：
“嗯。哪儿不舒服？”
她这才慢慢坐下，说是膝盖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检查完，给她开了两盒药。
“三毛八。”
她伸手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把硬币，一分一分数齐，递过来时声音很低：
“以前你都是记账的……”
“现在不记了。”
我把药递给她。
“回去按时吃，少受凉。”
赵婶接过药，点点头。走到门口时，她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最后，什么也没说出口。
之后半个月，陆陆续续有村里人来卫生院看病。
腰疼的、头疼的、牙疼的、咳嗽的。
都是以前在我那儿赊过账的熟脸。
他们进门时大多低着头，不像从前那样扯着嗓子喊“陈平”，也不再开口就是“先记上”。看完病，付钱，拿药，走人。
有一回，李大婶来看咳嗽，我给她开了三天药，六毛钱。
她拿药时，捏着药袋，忽然小声说：
“陈大夫，以前那事……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低头写病历，没有接她的话。
“药一天三次，饭后吃。忌冷水。”
她脸上僵了一下，点点头，走了。
晚上下班后，我一个人坐在诊室里，整理病历。
外头天已经黑透，走廊里只剩一盏灯。
我忽然想起从前那些半夜出诊的日子。
冬天大雪封路，我背着药箱走三里地去王叔家，脚冻得没知觉，回来泡了半盆热水才缓过来。
赵婶难产那回，我守在床边一整夜。天亮时孩子哭出第一声，我比自己当了爹还高兴。
可这些事，在他们眼里，好像都只是我“应该做的”。
我心寒的，从来不是那几十块钱。
那些欠账，我早就知道要不回来了。
真正让我寒心的是，他们一边叫我“陈大夫”，一边在刘勇举报我时，连一句公道话都不肯说。
你帮过他十回，他未必记得。
你有一回没帮，他却能记你一辈子。
这种人情账，比药钱难清一万倍。
我把白大褂挂回墙上，关灯，锁门。
镇上的夜风吹在脸上，我忽然觉得，从前那个在村里有求必应的陈平，像个笑话。
可这个笑话，我当了十几年。
那晚回家，我对妻子说：
“以前总觉得当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不问回报。现在才明白，不问回报久了，连尊严都会被人拿走。”
妻子没说话，只把一碗热粥推到我面前。
镇上的日子跟村里不一样。
没有人半夜砸门，没有人站在院外喊“陈大夫快来”，下班后的时间，终于完完整整属于我自己。
有天傍晚，我坐在院子里喝茶，隔壁收音机里放着老歌，调子慢悠悠的。
妻子坐在一旁择菜，忽然问：
“以后还回村吗？”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她又问：“要是他们来请你呢？”
我放下茶杯。
“请也不回。”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原来我是真的不想回了。
那些年欠下的东西，不是一句“请”就能抹平的。
卫生院发工资那天，我把三十块钱放在桌上，一张一张数了一遍。
第一次觉得，这钱拿得踏实。
因为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用为了几毛钱药费，听那些“都是乡里乡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