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三十万给了我爸。
我爸转手就全打进了宋辉的账户。
这笔钱，仅仅够他偿还一小部分债务，够他儿子交上一年的幼儿园学费。
但也仅此而已。
后来，宋辉去了一家小公司跑保险。
没有底薪，全靠提成。
他每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老城区挨家挨户敲门，不知道遭了多少白眼，被客户当成骗子直接轰出来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他在长途汽车站等车，因为太累在塑料椅子上睡着了，等醒来时发现羽绒服口袋被刀片划了个大口子。
手机没了，钱包也没了。
他不得不向车站的清洁工阿姨借了手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爸坐了两个钟头的公交车才把他接回家。
我爸找到他时，他正蜷缩在车站门口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冻得瑟瑟发抖。
再往后，他名下的那套老房子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了，他只能带着儿子搬进了城中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地下室。
那地方阴暗潮湿，隔壁就是一家常年排烟的烧烤摊，屋子里永远充斥着一股刺鼻的油烟味和霉味。
公共厕所在走廊最尽头，常年积着没过脚踝的脏水，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他儿子每天晚上写作业，只能趴在床沿上，借着走廊里那盏忽明忽暗的声控灯。
灯灭了，孩子就故意大声咳嗽一下，等灯亮了，再抓紧写上两行。
再往后，我爸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孩子病了。
具体是什么病，我爸在电话里哭得稀里糊涂也说不清楚，只说需要一种极其昂贵的进口药，一盒就要好几千，而且医保一分钱都不报销。
为了凑齐药费，宋辉白天在街上发传单，晚上去夜市的烧烤摊帮人洗碗穿串。
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只能睡三个钟头。
“你没出手帮一把？”我淡淡地问。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把名下的那套老房子……卖了。”我爸声音沙哑。
我没说话。
“小跃，”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爸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还有你妈。但那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啊……”
我说：“我知道了。”
随后挂断了电话。
三个月后，我爸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是一张殡仪馆的火化收据。
上面写着：宋念，五岁。
死因是严重的肺部真菌感染导致的呼吸衰竭，那是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营养不良的环境下引起的并发症。
因为没有钱转去大医院，也用不起高昂的进口抗生素，一个小感冒生生拖成了重症肺炎。
医院最后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进ICU，一天的费用就要上万。
宋辉在主治医生办公室门口跪了整整一夜，把额头都磕烂了。
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孩子弥留之际，躺在城中村那张吱呀作响的折叠床上，小脸憋得通红，小手冰凉，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宋辉没哭。
他似乎已经失去了哭泣的功能。
他只是死死地攥着儿子的小手，坐在床沿上，听着隔壁烧烤摊抽油烟机的轰鸣声，呆呆地坐了整整一夜。
直到清晨五点，孩子的手彻底凉透了。
后来，我听老街坊说，孩子下葬那天，宋辉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公墓最偏僻的角落里。
他的面前，立着两座矮矮的墓碑。
一座是他妈的，一座是他儿子的。
两代人，一个轮回，最终都归于这片冰冷的黄土。
他的脸上，居然还挂着那个标志性的、微微上翘的虚假笑容。
那个伪装了半辈子的表情，已经彻底焊在了他的骨肉里，成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畸形伤疤。
他这辈子都在用这张脸博取同情，可如今，他的身边已经空无一人。
连一个愿意看他演戏的人，都没有了。
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冷。
城中村的自来水管冻裂了好几根，他在结了冰的台阶上提水时，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了下去，导致尾椎骨严重骨折。
没有人送他去医院。
他在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躺了整整三个星期，全靠邻居偶尔送来的一碗剩稀饭吊着一口气。
我爸已经把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再也掏不出半个子儿来帮他了。
开春的时候，有人在城中村附近的天桥底下瞧见过他。
他披头散发地坐在一块破纸板上，面前摆着一个缺了口的搪瓷碗。
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
偶尔有路过的人认出他，说他曾是名校毕业的高才生。
但更多的人只是行色匆匆地走过，连余光都懒得施舍，偶尔有人可怜他，往碗里扔个钢镚。
我不知道这些传言是真是假。
我也不想去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