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zhengfu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
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缰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结果，蒋经国一到上海，就查获了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当即乘飞机到南京去找自己的小姨宋美龄请示帮忙，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蒋介石这一走让傅作义颇为不满，他当着一群人的面说飞走的蒋介石：“蒋先生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保他做什么？”
事实上，华北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出路，所以，他的战斗意志开始动摇。
回到北平后，傅作义就把军队收缩在平津张（家口）地区不动。同时，在北平与李宗仁的主和活动相呼应，自己也开始秘密地进行和ong接洽和平的活动，让他的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与傅的朋友刘厚同商议与ong联系。
但其意是在“保存实力”，并不是真心想要投靠。
早在1948年9月的时候，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老朋友、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杜任之，向傅作义做和平试探。然而，杜与傅对战争发展形势的看法差距甚大，无法开口与傅谈和的问题。
由于战局变化很快，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受ong地下党的委托，从天津来到北平，游说傅作义。傅作义命政工处长王克俊与刘厚同深谈。
刘厚同是辛亥革命时的老人，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和傅作义的关系甚深，可以说是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从1928年傅作义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到蒋阎战争时，阎逃出大连，傅出任绥远省主席，到后来傅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刘厚同给出谋划策的结果。傅作义对他一向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的。
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也是一位ong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请刘厚同出任热河省主席，他坚辞不就，避居天津，以卖字为生。刘厚同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他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提出“攘外便可安内”，主张与日军打“持久消耗战”，并提出了具体的攻守之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厚同任傅作义的上将衔顾问，但未到职视事。
1948年10月，刘厚同接受ong地下党的委请，来到北平。傅作义安排刘厚同住在华北“剿总”司令招待贵宾的联宜社。刘到北平后，地下党立即派杜任之、崔月梨和其取得联系。杜任之告诉刘，他从胞弟杜敬之（时为北平惠民医院院长，任傅总部参议）口中得知，傅受蒋介石严令，派出一支快速部队偷袭ong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杜说：“宜生（傅作义的字）此着甚蠢，ong的首脑机关岂能无重兵警卫，偷袭断难成功。即使取得某些胜利，他的部队损失也不会小。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加深ong的恶感，断了和谈之路。请你尽快告诉宜生，命令部队立即撤回。”刘厚同应杜的要求，马上给傅作义写信，指出：“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希速下令撤回，以保平安。”
可是，傅作义并没有听从刘厚同的建议。一天以后，刘厚同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那里得知偷袭部队并未停止前进，且前锋已过清风店。便再次致函傅作义：“沈阳不守，平津艰危，尚可分兵援晋乎？闻贵军仍在前进，传言已过清风店，远袭无后援，窍谓愈深入，其险愈巨。现前锋无论进至何地，敢希严令迅予撤回。否则，终必有悔，千万千万，即颂恬和。”此时，由傅部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率领的偷袭部队已进至定县、安国一带，在那里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傅作义遂下令撤回。
面对蒋介石败局已定的形势，傅作义心情矛盾，难下决心。刘厚同主张傅作义，解放北平问题可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发一个起义通电，同时在华化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继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按照ong中央的主张组成联合zhengfu。王克俊和刘厚同商谈后，决定先给毛泽东发个求和电报，表明傅作义的态度。电文大意为：傅作义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约60万军队交毛泽东指挥，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作义将电报稿口述给女儿傅冬菊，让女儿通过ong北平地下党给毛泽东秘密发电。傅冬菊是ong地下党员，时任《大公报》记者，北平地下党安排她从天津调到北平，名义上照顾傅作义的身体，实际利用父女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
1948年11月17日，傅冬菊通过ong地下党组织发电报给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没有直接回应。由于未获回音，傅作义在密电第二天派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与ong接洽。彭泽湘是ong早期党员，后来自动脱党，辽沈战役后，他从香港来到北平，自称代表李济深向傅作义进言。符定一是毛泽东的小学老师。
然而，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后，传递的信息不过是傅作义想参加联合zhengfu。傅冬菊回忆说，父亲这种和平试探，是他与亲信研究了毛泽东的《论联合zhengfu》后决定的。傅作义的考虑是，在承认ong领导的前提下，划其辖区为“和平区”参加联合zhengfu，其部下称为“人民和平军”，归联合zhengfu指挥。这样，他的地盘、军队都能保存起来，在政治上能说得过去，部下也能接受。
ong当然不能同意，傅作义的和平试探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