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恒，奋发进取
无论是干什么，希望一蹴而就是不可取的，希望没有一点困难也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奋发进取。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积极的心态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1立志高远，求成大事
“有志者，事竟成”，这是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念。
远大、坚定的志向，是人的行为的内在的精神动力。远大志向能不断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正如曾国藩在《五箴》中的《立志箴》里所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未免六神无主，导致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自称“欲行仁义于天下”，改名为国藩，决心为国家之藩篱。为了实现志向，曾国藩没有怨天尤人，埋怨时不我予，而是发愤苦学。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作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曾国藩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主张读书要“明天理”。从孔子到朱熹，都反对为个人消遣和利禄名誉读书。曾国藩又不囿于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谈，而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因此，可以说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曾国藩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首先曾国藩明白表示自己读书不是为荣辱得失，而是“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卫身谋食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它与追求功名利禄有着本质的不同。曾国藩是反对为一体之屈伸、一家之饥饱而读书的，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然而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时髦、为装饰之人，总之是为一体之屈伸。
为一体之屈伸而读书者，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
曾国藩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盖士人读书，学问，不是真正的豪杰，要立志高远，在诗文中他写道：“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但他的志向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要以书出征，治国平天下，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功臣，既要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当时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即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他振臂一呼，为统治阶级效命。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为心理准备，他是没有这股冲劲和狠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