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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你心里一直强行搭建的一座名为“母亲”的摇摇欲坠的危楼，在这一刻，轰然倒塌，连废墟都被风吹得一干二净。
我的眼泪流干了。
我看着天花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消毒水味道的空气，眼神一点点变得死寂，又一点点重新燃起一种冷酷的火焰。
“草！”
林巧巧在旁边哭得直骂脏话，
“这他妈还是人吗？！半夏，你别怕，我这里还有一千五，我马上给辅导员打电话，我们在班级群里给你筹！”
陈医生在旁边目睹了全程。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此刻气得眼圈发红，把病历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这叫什么当妈的！什么狗屁红尘定数！同学，你别放弃，我马上联系医院的医务科，先给你申请走特困紧急救助通道，手术我先给你做！天塌下来，医院顶着！”
那一夜，是陈医生的悲悯，是学校的绿色通道，是林巧巧和同学们五十、一百凑出来的几千块钱，硬生生把我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沈玉兰没有给我一条生路。
是这个俗世的“凡人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出院的那天，北京放晴了。
我站在医院的大门口，把原本那张旧手机卡抠出来，当着林巧巧的面，掰成两半，扔进了垃圾桶。
从那一天起，苏半夏没有妈妈了。
在我的心理认知里，沈玉兰在那场车祸中，跟我爸一起死了。
人在经历过生死的绝境后，要么彻底沉沦，要么浴火重生。
我属于后者。
胃病还没彻底养好，我就重新开始了疯狂的内卷。
但这一次，我不再满足于发传单和做家教这种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兼职。
我拼命学习专业知识，疯狂拓展人脉。
大二那年，我厚着脸皮去旁听了计算机系的每一堂核心课程，自学了编程和数据分析。
大三的时候，我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刚刚兴起的校园o2o互联网风口，用自己攒下的几万块钱，跟经管系的一位学长合伙搞了个校园跑腿代办加二手交易的综合平台。
那一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谈合作、拉赞助、写代码、做地推。
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疯子，把沈玉兰给我的那份绝望，全部转化成了对金钱和成功的极度渴望。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连生病求救的资格都没有。
大三下半学期，我们的项目爆发式增长，凭借着不要命的拼劲和精准的市场定位，我们拿下了红杉资本的第一轮千万级融资。
钱到账的那天，我请林巧巧去王府井吃了最贵的一顿西餐。
我给她买了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给自己买了一套昂贵的职业装。
生活不仅好了起来，我还提前实现了阶层跃迁。
我再也不用吃免费的汤泡饭，再也不用担心生病没钱治。
到了大四即将毕业的时候，社会新闻里突然爆出一个惊天大瓜。
曾在北方多省疯狂敛财的非法邪教组织被警方连根拔起。
其会长方德涉嫌重大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批捕。
警方查获，方德早已将数亿元资产转移海外，而底下那群被洗脑的“修行者”们，不仅散尽家财，如今更是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新闻画面里，一群穿着灰色大褂的中老年人坐在公安局门口嚎啕大哭，凄厉的声音像极了地狱里的恶鬼。
当时我正坐在宽敞明亮的独立办公室里，喝着冰美式。
电脑右下角弹出了这条新闻。
我点开，冷漠地扫视了一圈画面中那一张张绝望又愚昧的脸，甚至连寻找沈玉兰身影的兴趣都没有。
我面无表情地叉掉网页，继续处理手头的商业合同。
因果报应这种东西，有时候真的很有意思。你以为它不会来，它只是在路上堵了车。
我大四毕业，公司正好完成了b轮融资，我彻底搬出了学校，在国贸附近租了一套高级公寓，配了一辆奔驰大g，成为了外人眼里标准的“美女青年企业家”。
而就在这个时候，沈玉兰找到了我。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我刚和几个投资人吃完饭，车子刚开到公司楼下，就被一个浑身散发着酸臭味的女人拦住了。
如果不是她五官里还有那一丝熟悉的轮廓，我根本认不出这就是当年那个高高在上、满嘴“看破红尘”的沈玉兰。
她太瘦了，瘦得形销骨立，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现在花白而凌乱，像一丛枯草。
灰色的对襟大褂脏得看不出本色，脸色是一种病态的蜡黄，甚至透着死气。
“半夏！半夏啊！真的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