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之后的那几个月，我把原本空出来准备结婚和度蜜月的时间重新排回了工作。
生活没有因为取消一场婚礼就突然变得精彩起来。
我还是照常改方案、跑现场，晚上回家点外卖，有空就陪我妈吃顿饭。
只是手机日历里少了很多原本需要围着两个人安排的事情。
婚庆尾款结清以后，酒店和旅行社的退款也陆续到账。
周砚没有再来找我，偶尔发来的消息越来越少，最后停在一句“东西都处理好了”。
我没有回复。
我妈也没再问我和周砚还有没有可能。
周末过去吃饭，她照常问我想吃什么，临走时往我包里塞水果。
有一次她把那盒婚礼当天摘下来的发卡翻出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扔了吧。她看了一眼，真的扔进了垃圾桶。
三个月后，我用退回来的旅行费用带我妈去了海边。
不是原本蜜月计划里的那个地方。
她一开始不肯，说钱留着以后还有用，我告诉她已经有用了，她追问有什么用，我没解释。
和周砚在一起七年，我们其实出去玩过不少次，可真正单独陪我妈旅行，好像还是大学毕业那年。
她一路都在算钱。
酒店早餐多少钱，景区里面的矿泉水是不是比便利店贵，晚上吃海鲜的时候还趁服务员没来，小声问我能不能换一家便宜点的。
我被她问得头疼：“妈，出来玩能不能别一直算？”
她立刻闭嘴，过了一会儿又忍不住小声说：“不算怎么行，钱又不是风刮来的。”
我没忍住笑。
最后一天，我们约了一个当地摄影师拍照。
不是什么纪念日，也没有特别的主题，就是普通的母女跟拍。
傍晚海边风很大，摄影师让我们站在礁石旁边调整位置：“阿姨再往女儿那边一点。”
我妈听完，反而往旁边退了半步：“我站边上就行，让她站中间。”
摄影师笑：“您别躲呀，两个人都要拍到。”
她嘴上答应，身体还是习惯性地往外让。
我忽然想起婚礼那天。
她胸前别着女方母亲的胸花，一个人站在签到台旁边。
主桌的位置被换掉以后，她没有找经理，也没有找周砚，只是在签到台那里等我。
那天我忙着看红毯上的另外三个人，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她被挪走了。
我伸手把她拉回来：“你干什么？”
她被我拽得晃了一下。
“站好。”
“我这儿不是挺好吗？”
“再过来一点。”
我挽住她的胳膊。
摄影师举起相机，提醒我们看镜头。
我妈还在小声念叨：“离这么近显脸大。”
我笑出了声。
快门按下之前，我只对她说：“妈，别往边上站。”
我把她往身边拉了一点。
“就站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