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东西给她的人，是你。”
“让孩子消失的人，也是你。”
电话那端只剩压抑的呼吸声。
“对不起。”
这是他说得最没有力气的一句道歉。
之后，他开始不断出现在我的生活边缘。
他甚至找到临川的客户，想通过合作项目和我见面。
我让助理把所有邀约转回去，明确告诉对方，工作和私人关系不能混在一起。
周砚川没有放弃，改成每天在工作室外等我。
有一次下大雨，他站在屋檐下淋了半个小时，手里还握着那只被我退回的木盒。
我从门口经过，他立刻追上来。
“知夏，至少听我解释一次。”
“你已经解释过了。”
“那时我以为晚晴真的快死了。”
“所以我的婚姻、我的财物、我的孩子，都可以拿去成全她？”
他被问得站在雨里，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后来他不再出现，只偶尔托人送来消息。
我从不打开，也不再关心他把道歉写得有多长。
鲜花送到工作室，礼物堆在门口，长长的道歉信塞进信箱。
我让人原封不动退回去。
直到新闻里出现程晚晴的名字。
她伪造病历、挪用公司款项、诬陷我的证据被全部公开，曾经替她说话的人纷纷翻脸。
周砚川把她告上法庭，要求她赔偿全部损失。
程晚晴被逼得走投无路，跑到临川来找我。
她在工作室门口跪下，抓着我的裤脚哭喊。
“知夏，求你让砚川放过我。”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碰你的东西。”
我看着她，心里没有一点波澜。
“你害死了我的孩子，还在楼梯口演戏。”
“你毁掉的不是一段友情，是一个人的命。”
“我不会替你求情。”
她哭到声音嘶哑，最后被保安拖出门外。
后来，她赔给周砚川一大笔钱。
周砚川把钱转给我，我一分没留，全部捐给了妇幼救助基金。
那些钱沾过她的算计，我不想拿来过日子。
程晚晴的家人和她断绝了关系，她只能回到小城。
有人说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男人，日子过得并不安稳。
几个月后，我在商场的电梯口遇见她。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挽着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手里拎着廉价购物袋。
男人一路抱怨，说她连抽奖都抽不中，跟着她只会倒霉。
程晚晴低着头，头发干枯，眼神里再没有从前那点精明。
她看见我，脚步猛地停住。
我们隔着人群对视了几秒，她先移开目光，拉着男人匆匆走进另一部电梯。
我没有追上去。
有些人走到哪里，都是自己选的路。
回到工作室后，我把那天的监控备份交给律师，又补做了一次身体检查。
医生说恢复情况还好，只是以后要注意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