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座水乡小镇，住了三个月。
没人认识我，也没人问我从哪儿来。
早餐店的阿兰姐见我孤身一人，收留我在店里帮工，一天六十块，管三顿饭。
我住在镇子尽头一间漏雨的阁楼上，月租两百。
白天天不亮起来和面、擀皮、包馄饨。阿兰姐教我一手绝活——皮擀得透亮，馅儿是荠菜配鲜肉，下锅一滚，汤清味鲜。
渐渐有老主顾冲着“新来的小沈”来，说一句“姑娘这馄饨，鲜得很”。
开面馆的刘叔也半开玩笑：“小沈姑娘手脚麻利，将来能顶阿兰姐的班。”
晚上收摊后，我沿着青石板路走到河边，看乌篷船从桥洞下摇过，船家唱着不成调的小曲。
河边卖豆花的老头收摊晚，见我来，总留一碗温的：
“丫头，趁热。”
日子清得像河水，也静得像河水。
我不买新衣服，一件灰T恤洗到发白。
我不开手机，不用银行卡，兜里只揣几张皱巴巴的现金。
想孩子的时候，我就多包一碗馄饨，摆在灶台边，摆凉了，再自己吃掉。
想他隔着肚皮，踹我的那一脚。
想他安安静静，陪我一起停了心跳的那一下。
那只出生手环，我一直揣在贴身的口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阿兰姐什么也不问。
她只在我咳嗽的时候，往我碗里多卧一个荷包蛋。
有天夜里下暴雨，阁楼漏雨，被子淋得透湿。
阿兰姐第二天看见我发着烧还来和面，二话不说把我按回屋，熬了姜汤端上来，又喊人给我修了屋顶。
“你这丫头，命不金贵，也别这么糟蹋。”
她红着眼圈说。
隔壁卖酒的陈阿婆，隔三差五塞我一罐腌萝卜，说：
“小姑娘家家的，别太瘦。”
镇上的人都叫我“小沈”。
没人知道我的过去，也没人知道我这辈子，其实已经死过一回。
我很知足。
原来活着不费劲的时候，是这样的。
没有谁骂我爬床，没有谁揪着我的领子说“生完就滚去死”，没有谁把我按在产床上活活剖开。
三个月过去，我不再咳嗽了，脸上也长了点肉。
我一天只花十块钱，却觉得自己是这镇上最富的人。
直到这天，镇卫生院组织免费体检。
阿兰姐拉我：
“你之前落下的病根，去照个胸片，别拖出毛病。”
我拗不过，跟着去了。
我报了个假名。
可卫生院新装的系统，要刷身份证。
我的身份证，早在“死亡”那天，就被沈家一并注销了。
护士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忽然抬头，多看了我一眼。
我心底一凉。
而千里之外的沈氏集团情报中心，深夜亮起了红灯。
一个失踪了半年的名字，在系统里，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