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春天来临前，母亲突发脑出血。
我接到父亲电话时，正在项目现场。
返程航班需要在上海转机，等我赶到家乡医院，手术已经结束。
母亲暂时脱离危险，却仍在重症监护室观察。
我守在走廊外，整整一天没有合眼。
晚上，父亲去买饭。
我抬头时，看见裴聿川从走廊另一端快步走来。
他的外套还带着旅途的寒气。
“阿姨怎么样？”
“暂时稳定。”
“我联系了北京的专家。”
“转院和病房也已经安排——”
“取消。”
我打断他。
裴聿川愣住。
“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
“医生说现在不适合转院。”
“可以让北京的专家过来。”
“我说取消。”
我看着他。
“这是我母亲，不要替我决定。”
他的手指微微收紧。
过去的裴聿川一定会告诉我，他的安排才是最稳妥的。
这一次，他沉默了很久。
随后拿出手机，当着我的面取消了所有联系。
“好。”
“你需要我做什么？”
“不需要。”
他点头。
“我知道了。”
说完，他真的退到了走廊尽头。
没有联系院长，没有要求医生重新汇报，也没有用自己的人脉接管一切。
父亲回来时，看见他有些疑惑。
“那是谁？”
我停顿片刻。
“以前的朋友。”
裴聿川隔着走廊听见了，却没有走过来反驳。
深夜，父亲撑不住，在长椅上睡着了。
我独自等在监护室外。
凌晨两点，护士出来通知母亲体温升高。
我慌得手脚发冷，签字时连笔都拿不稳。
一只手从旁边伸来，却没有碰我。
“需要我陪你进去吗？”
裴聿川问。
我抬头看着他。
他眼下泛着疲惫，却只是安静地等我回答。
“陪我去缴费吧。”
“好。”
他接过单据，跟在我身后。
没有抢走我的证件，也没有擅自询问医生。
我说去哪里，他便去哪里。
母亲情况稳定时，天已经亮了。
我这才发现，他在走廊尽头守了整整一夜。
“你可以回去了。”
“好。”
他站起身，没有说让我照顾好自己，也没有教育我应该休息。
走出几步后，他回头问：
“如果之后需要我，可以联系吗？”
我沉默片刻。
“可以。”
那是我离开北京以后，第一次没有拒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