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我结束最后一次复查。
医生说：
“目前情况稳定。”
叶舒在旁边红了眼。
我点点头，没哭。
后来，我和叶舒一起创办了“棠灯计划”。
项目不大，先做陪诊、心理支持和就业培训。
贺氏原来的生殖公益项目停摆后，有几家合作机构找过来，想把女性肿瘤救助板块转给我们。
其中一家，曾经看过那份匿名病历路演材料。
负责人亲自来道歉。
“纪女士，当初是我们没有追问材料来源。”
“这批资源，我们愿意转入棠灯计划。”
叶舒问我要不要接。
我说：
“接。”
当初他们想拿我的病历给项目贴金。
后来真正把这件事做下去的人，是我。
工作室门口没有励志标语，只挂了一块木牌。
“疼可以说，怕也可以说。”
工作室的门是周临川设计的。
他是援助中心合作的建筑师。
第一次见面时，他没有问我发生过什么，只问：
“门要向里开，还是向外开？”
我说：
“要从里面容易打开。”
他说：
“好。”
后来所有房间都按这个标准改了。
每一扇门，都不用钥匙就能从里面推开。
夜里，周临川送我回家。
雨忽然下了起来。
他把唯一的伞递给我。
我接过，又往他那边偏了偏。
“走吧。”
他愣了一下。
“一起。”
我握着伞柄，很稳。
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人真的会给你的命标价。
一句智商税。
一张转账截图。
一个“不建议”。
可后来我才明白。
AI算不出我的命值多少。
贺砚也算不出。
他们都不配算。
我推开家门时，身后的楼道灯亮了。
门没有上锁。
但我已经不需要为任何人留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