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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红星农贸市场后巷。
三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结出丑陋的疤，也足够让我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
我用老赵借给我的十块钱，在菜市场深处租了个不足四平米的铁皮棚子，又从废品站淘来一台缺了漆水的蝴蝶牌缝纫机。
每天天不亮，我就去城南的纺织一厂后门蹲守，用几毛钱收购他们丢弃的边角料。
曾经，我因为半尺要扔进锅炉房烧掉的粗棉布，被陆建国逼得在五百人面前挂牌子通报批评。如今，我坐在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废次品布料里，踩着缝纫机，把它们拼凑、剪裁、缝制成结实耐用的拼接布包和罩衣。
我的手艺好，针脚细密。在这个物资依然匮乏、买布还要凭票的年代，不需要布票的拼接罩衣在农贸市场极受欢迎。
一块钱一件，我一天能做二十件。
到了年底，那个装钱的铁皮饼干盒里，已经整整齐齐地码着厚厚一沓大团结。
我的身体也渐渐养了回来。原本因为长期重体力劳动和营养不良而枯黄的头发，重新有了光泽。那双曾经在锅炉房里铲煤、皲裂流血的手，现在虽然生了茧子，却稳健而灵巧。
这天傍晚，我正收摊，一个穿着呢子大衣的中年女人停在了我的摊位前。
她是省城第一百货大楼的服装部主任，王姐。
“这拼接蝙蝠衫的样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她翻看着我挂在架子上的一件样衣，眼睛发亮。
“下摆收了口，干活不透风；袖子加宽，里面能套厚棉袄。”我平静地给她介绍，“料子虽然碎，但拼色有讲究，耐脏也显精神。”
王姐抬起头，上下打量着我：“妹子，百货大楼马上要搞春季展销，缺一批新样式的成衣。你有胆子接大单吗？”
我毫不犹豫地迎上她的目光：“只要布料跟得上，多大的单子我都能吃下。”
那是1984年的春天。政策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省城的大街小巷。
我拿到了百货大楼的定金，在郊区租下了一个废弃的仓库，招了十几个因为手脚残疾找不到工作的女工。
“新光服装厂”的牌子，就这么在省城郊区挂了起来。
我不再是那个为了保全陆建国体面、拿命签了十年卖身契的沈玉珍。
我是新光厂的沈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