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我和裴寂川再次去了民政局。
他比我先到。
桌边放着那只旧计算器。
下面压着已经折得发白的三折套餐宣传页。
共同财产按规则分割。
孩子的治疗费、康复费、抚养费单独列明。
最后一份确认材料推到我们面前。
裴寂川没有立刻落笔。
他看了一眼计算器，忽然问我：
“如果那晚最后母子平安，你也会离吗？”
“会。”
他抬起头。
“为什么？”
“因为让我决定离婚的，不是孩子的后遗症，也不是我失去了子宫。”
“是那几个小时里，你一次又一次做出的选择。”
我流血，他觉得能等。
医生示警，他觉得是在骗钱。
医院报出我的全部信息，他宁愿相信一个没有核销的套餐后台。
这些事，不会因为最后侥幸平安，就变得没有发生过。
裴寂川低头按亮计算器。
历史记录里仍然停着：
7836。
过了一会儿，他关掉屏幕。
拿起笔。
签字。
没有再问如果。
也没有再求我留下。
手续办完，工作人员把离婚证递到我们手里。
我收进包里。
走出民政局时，裴寂川停在台阶上。
我继续往前。
这一次，他没有跟上来。
三年后，儿子第一次独立站了七秒。
康复师数到“五”时，我已经开始掉眼泪。
数到“七”，他一屁股坐在软垫上，自己先笑了。
“妈妈！”
发音还不算特别清楚。
我蹲下来抱住他。
这三年，我们从抬头、翻身、坐稳，一点一点追到扶站。
别人几个月学会的动作，他花了几年。
很慢。
但每一步都算数。
裴寂川按照探视安排，每周来两次。
从不迟到。
孩子的治疗、康复和该承担的费用，他一样没有缺过。
除此之外，他很少再越过界限。
后来，我和妈妈一起做了一个高危孕产转诊项目。
专门给缺乏家属陪同和转诊资源的孕产妇提供紧急支持。
项目第一次落地那天，我站在急诊通道旁，看见救护车开进来。
车门刚打开，一个男人就跟着担架往里跑。
他的妻子疼得一直哭。
他握着她的手。
“别怕，我在。”
我看了一眼，转身继续工作。
儿子三岁生日那天，裴寂川送来一辆康复师建议的助行器。
不是最贵的。
也不是最便宜的。
是最适合他的那一款。
他把盒子放在门口。
“生日快乐。”
儿子扶着我的腿，歪头看了他很久。
三年来，裴寂川从没有逼他叫过任何称呼。
这一次，儿子看着他。
停了几秒。
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叫出：
“爸爸。”
裴寂川的手停在纸箱上。
他低下头。
眼泪掉了下来。
儿子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袖口，很快又转身扑进我怀里。
“妈妈。”
“嗯？”
“回家。”
我牵起他的手。
“好。”
电梯门缓缓合上。
裴寂川还站在门外。
他终于等到了孩子清清楚楚叫他爸爸。
那晚，他坚持让我等到八点，想省下7836。
最后，一分钱都没省。
却买断了我们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