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云层之上飞行了四个多小时。从樟宜机场起飞时，窗外还是赤道炽白的午后阳光。新航的空乘推着餐车来来回回，操着带新加坡口音的英语询问乘客要不要喝些什么。我要了一杯威士忌，加冰。冰块在纸杯里慢慢融化，发出极细微的碎裂声。我把额头靠在舷窗上，玻璃冰凉，外面是一望无际的白色云海。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母亲的身影还在眼前晃。那件乳白色的低胸短袖，那条堪堪遮住大腿根部的藏蓝色超短裙，那双缠绕着白色细带的高跟凉鞋。她撩头发的姿势，她弯腰时露出的那截白得耀眼的皮肤，她坐在卡座里翘着二郎腿小腿轻轻晃荡的样子。还有她在电话里最后那句话——那些照片，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存起来。妈妈不介意。我把威士忌一口气灌了下去。冰块撞击着牙齿，冷得发酸。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已经是傍晚。南中国的暮色透过航站楼的玻璃幕墙照进来，是一种不同于新加坡的、带着灰调的暖黄。我在中转区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才登上飞往临江的航班。候机厅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旅客，有人打着瞌睡，有人啃着面包。头顶的电视屏幕滚动播放着航班信息，偶尔插播一条新闻——临江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报道，画面上一栋被炸毁了大半的大楼正在拆除，字幕写着“华民集团总部重建工程进入第三阶段”。我把视线移开，盯着自己手里那张揉皱又抚平的登机牌。飞往临江的航班是夜航。窗外一片漆黑，偶尔能看到地面上一小簇灯火，像散落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钻，然后迅速被云层吞没。机舱里的灯光调得很暗，大部分乘客都在睡觉。我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母亲的脸，睁开眼睛就是舷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眼窝深陷，胡茬冒了出来，领口的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崩掉了一颗。后来我大概还是睡着了。梦很乱。梦里有母亲穿着超短裙在机场走路的画面，有罗星文搂着她的腰宣布“这是我的女人”，有那些举着手机的男人贪婪的目光。然后画面一转，变成了临江——被炸毁的街道，破碎的玻璃幕墙，远处升起的黑烟。薛晓华站在废墟前面，穿着职业套装，头发一丝不乱，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然后是苏晚，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西装裙，手里拿着一叠文件，站在我的办公桌前，嘴角挂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浅笑。我是被机舱广播吵醒的。飞机正在下降，请系好安全带。我揉了揉眼睛，把遮光板打开。窗外是临江的夜色——成片的路灯像一张金色的网，沿着纵横交错的街道铺展开去。远处工业区的高压线塔在夜幕中闪烁着红色的警示灯，一明一灭。几条主干道上的车流像流动的光带，缓慢地蠕动。临江。我回来了。从舷梯走下来的瞬间，一股湿热的风扑面而来。盛夏的临江，夜晚的气温依然在三十度上下，空气里混合着汽车尾气、柏油路面散发的余热、以及不知道从哪个方向飘来的夜市烧烤的油烟味。这种味道和新加坡机场里那种混合着香水和空调冷气的味道截然不同，更粗糙，更真实，带着城市特有的繁华气息和烟火气。我拎着登机箱，穿过廊桥，走进到达大厅。大厅里冷冷清清，这个点抵达的航班不多。几个接机的人靠在栏杆上百无聊赖地玩手机，一个举着写有名字的纸牌的中年男人正打着哈欠。头顶的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光线白得刺眼。走出机场大门，热浪扑面而来。我叫了几声出租车，没人应。环顾四周，出租车等候区空空荡荡，连一辆黑车的影子都没有。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2004年的临江，深夜的机场就是这个样子。不像新加坡樟宜机场那样二十四小时川流不息，临江的机场到了后半夜就陷入了一种慵懒的沉寂。我站在大门口，一只手拎着箱子，另一只手松了松领口。空气潮得发黏，衬衫的后背很快就渗出了一层薄汗。我放下箱子，掏出手机，翻着通讯录。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滑过母亲的名字——她现在还在飞机上，飞往奥克兰的航班大概要十几个小时——滑过罗星文的名字，滑过几个同事的名字，最后停在了苏红梅的号码上。苏红梅。亨泰集团的掌门人，和我母亲差不多年龄的女人。在临江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从一个小纺织厂起家，做到如今横跨地产、建材、物流的庞大帝国。她和我之间的关系，说不上是什么。半个情人，或许可以这么说。前些时日发生了一连串乱七八糟的事——恐怖袭击、华民集团被攻击、薛晓华出事——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和苏红梅之间也发生过某些扯不清的事情。不是爱情，更像是两个受伤的人在黑暗里互相借了一点体温。如今，也算是同病相怜的人。我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不会有人接了。然后听筒里传来咔哒一声，接着是一个带着浓重睡意、沙哑而暴躁的声音：“苏维民？你疯了吗？现在几点了你知不知道？”“梅姨。”我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凌晨两点半！”她的声音从沙哑变成了尖锐，“你是不是在新加坡待久了忘了时差？那边现在是白天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我明天早上六点还有个会——”“我回临江了。”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那种安静持续了大约三四秒。我听到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你在哪儿？”她的声音完全换了一个调子，睡意没了，暴躁也没了，只剩下一种沉稳的、带着几分担忧的低音。“机场。打不到车。”“你等着。”电话挂断了。我甚至没来得及说谢谢。我把手机收回口袋，在机场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很长。远处高速公路上偶尔驶过一辆货车，引擎声由远及近，然后又由近及远，消失在夜色里。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我挥了几下手，没用。脑子里开始不受控制地转。临江。我离开了一个星期。走的时候这座城市刚刚从一场噩梦里爬出来——恐怖分子潜入市区，攻击了华民集团总部，造成了数十人伤亡。薛晓华本人被劫持，遭受了难以启齿的凌辱。那几天我几乎没有合眼，指挥救援、协调各部门、安抚家属、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母亲突然宣布她要去新加坡结婚，嫁给罗星文。我闭上眼睛，揉了揉太阳穴。太阳穴还在隐隐作痛，从昨晚的酒到现在，一直没消停过。临江现在是什么样子？恐怖袭击的痕迹应该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我在广州转机时看到的新闻说，华民集团虽然遭受重创，但各项业务已经基本恢复。薛晓华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恢复得很快。她这个人，我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她是那种天塌下来也能咬着牙撑住的女人。被强奸这样的创伤，换了别人也许就此垮了，但她不会。她的眼睛里或许有什么东西碎了，但她的脊梁不会弯。华民集团的新总部大楼已经在重建，据说设计方案改了，比以前更高，更坚固。临江的特种金属提炼产业和生物制药产业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这两个项目是临江未来发展的命脉，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京城争取来的政策扶持。特种金属提炼关乎高端制造业的命脉，生物制药则直接对接上海张江的产业溢出。两个项目加起来，预计能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拉动临江gdp增速好几个百分点。苏红梅的亨泰集团也不甘落后。她启动了新一轮的街区建设计划，据说要打造临江第一个综合性商业街区，集购物、餐饮、娱乐、办公于一体。这个项目她跟我谈过很多次，每次都在我的办公室里，她穿着得体的套装坐在沙发上，翘着腿，拿着激光笔在图纸上指指点点。她的眼睛很亮，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走到我办公桌前面，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微微前倾。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她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的身上有一种被岁月淬炼过的、锋利的精力。但这些都不是让我最头疼的。让我最头疼的是一个名字——苏晚。我的秘书。交通大学时代的师妹。参加围剿临江恐怖分子的苏烈钧将军的侄女。来自京城那个神秘家族的千金大小姐。苏晚来我的办公室报到是在恐怖袭击发生前不久。她穿着剪裁精致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