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夏天。林远舟从上海交大电子系毕业，揣着一张工学学士的文凭，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从闵行一路颠到了浦东外高桥。公交车在颠簸的公路上晃晃悠悠地开着，窗外的风景从繁华的市区一点一点褪变成了大片大片的农田和荒地。他的膝盖上放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装着他的毕业证、身份证和仅有的几百块现金。那个帆布包是他大一报到时从老家带来的，军绿色，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帆布表面有几块洗不掉的油渍——那是有一年寒假回家，母亲用猪油给他炒了一罐咸菜让他带回学校，罐子没拧紧，油渗出来浸进了帆布纤维里。他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那些正在施工的工地——塔吊高耸着，打桩机发出沉闷的咚咚声，一下一下地，像是这座城市的心跳。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咸腥味，那是长江口海风裹挟而来的气息，带着泥土和芦苇混合的味道，和他苏北老家的味道很像，又不完全一样。苏北老家的风里也有泥腥味，但那是黄泥和麦秸混在一起发酵过的味道。夏天傍晚从田里回来，父亲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走在前面，他跟在后头，脚上穿着那双大拇趾快要顶破的解放鞋，鞋底沾满了湿泥，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沉。母亲在灶台前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玉米糊糊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那些画面此刻在车窗玻璃上叠印着——他看见自己的脸半透明地映在玻璃上，而玻璃外面是浦东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厂房和塔吊。那时候的浦东，和浦西完全是两个世界。浦西梧桐树下是百年洋房，南京路上人流如织。而浦东这边放眼望去，到处是工地、厂房和新建的集装箱堆场。路边杂草丛生，偶尔有几栋孤零零的写字楼立在一片荒地上，像是被人随手插下的积木，孤零零地杵在天地之间。但不知道为什么，林远舟看着这些正在建设中的场景，心里反而生出一种奇异的踏实感——这里什么都在生长，什么都还没有定型，好像一切都有可能。他在闵行读了四年书，从苏北农村考进交大，靠的是全县第三的高考成绩和一笔助学贷款。大学四年里他做了所有能做的兼职——家教、发传单、在电脑城帮人装系统、暑假在建筑工地上搬砖。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人毕业后去了外企、进了机关、或者出了国，但林远舟没有那些选项。他的选项只有一个：找一份工资能让他活下去、还能攒下一点寄回家的稳定工作。安普电子给他的月薪是一千八，比他在学校时所有兼职加起来的收入都多。他在心里算过一笔账：每个月吃饭花三百，给家里寄五百，还剩一千。一年就是一万二。三年就是三万六。三万六在苏北老家可以翻修三间瓦房，还能给母亲买一台彩电。林远舟倒不觉得失落。他是苏北农村出来的孩子，从小见惯了泥巴地和砖瓦房。他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下地，夏天的玉米地里又闷又热，玉米叶划过手臂留下一道道细小的红痕，汗水流到伤口上时那种火辣辣的疼。他也记得冬天的早晨，水缸里结了薄冰，他用木棍敲碎了冰层，舀出冷水洗脸的冰凉。他最深的记忆是十岁那年冬天，父亲去镇上卖粮，回来的路上自行车链条断了，他推着车走了十几里夜路，到家时棉袄的后背上结了一层白霜。母亲给父亲端了一碗热开水，父亲的手冻得端不住碗，碗沿在嘴唇上磕了两下才喝到水。那些日子他都过来了。外高桥保税区里那些崭新整齐的美资厂房，蓝灰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泛着光，在他看来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他去的这家公司叫安普电子，美国人开的，专做汽车线束和连接器。厂房是标准的钢结构建筑，蓝灰色外墙，顶上插着中美两国国旗，旗子在夏日的风里猎猎作响。门口有保安站岗，进出都要刷卡，电动伸缩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林远舟第一天报到时，站在大门口仰头看了好一会儿——这就是他将来要工作的地方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衬衫——那是他在学校门口的旧衣摊上花十五块钱买的，领口已经洗出了毛边，但熨得平整，因为他昨晚在宿舍里用搪瓷杯装了开水当熨斗，一点一点地把衬衫上的褶皱压平了。他又看了看面前这栋气派的厂房，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来了，就好好干。人事部的人领他办了入职手续，发了工牌、工服和一本厚厚的员工手册。工牌是蓝色的，上面印着他的照片和名字，下面写着制造部·技术员。他接过工牌的时候，手指摩挲了一下那块塑料片——这是他人生中第一张工牌，他仔细地把它别在了胸口。工服是蓝灰色的棉布质地，带着新布料特有的浆洗味，穿在身上硬邦邦的，需要穿一段时间才能变软。他的岗位是制造部的技术员，说白了就是跟生产线，管设备维护和工艺参数。工资一千八百块一个月，公司提供宿舍，六人间。他觉得挺好。宿舍在厂区后面一栋四层的灰色楼房里，六人间，上下铺。他的床位是靠窗的下铺，窗外正对着一条马路，马路对面是一片还没开发的荒地，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和金黄色的野菊花。他把帆布包放在床头，把母亲给他缝的那床薄棉被铺开，被面是蓝白格子的粗布，洗过太多次了，有些地方已经薄得透光。但那是母亲在他考上大学那年专门去镇上扯的新布，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端端正正地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坐在床沿上，看着窗外的荒地发了一会儿呆。远处传来集装箱卡车的喇叭声，低沉而悠长，在夏日的午后像一头巨兽在打哈欠。制造部在二楼。林远舟换上蓝灰色的工服，跟着主管老周走进车间。车间门一推开，一股声浪和热浪同时扑面而来。一排排自动化装配线嗡嗡地运转着，传送带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咔嗒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助焊剂味道——那种气味像是松香和金属粉末混合在一起的产物，不算难闻，但很特别，是电子厂特有的气味，有一点像烧焦的松木，又有一点像焊接时锡丝熔化冒出的白烟。头顶的日光灯管排成整齐的阵列，发出白惨惨的光，把整个车间照得亮如白昼。操作工大部分是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统一的粉色防静电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和手套，坐在流水线两旁，低着头，手指翻飞，熟练地组装着端子。她们的动作快得惊人——一根线，一个端子，往压接机上一放，脚踩踏板，咔嗒一声，一个成品就完成了。整个过程不过三四秒，一天要做几千次。这是新来的技术员，林远舟。主管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在机器的轰鸣中提高了八度，朝大家介绍了一句。老周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脸上的皮肤被车间的日光灯照得有些发黄，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他在安普电子干了十几年，从操作工一步步做到主管，手上的茧比林远舟还要厚。几个女工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好奇。有的看了一眼就低下头继续干活了，有的又多看了两眼，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林远舟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他注意到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那是一种打量新鲜事物的眼神，坦荡又直接，没有丝毫大城市女孩子那种矜持和距离感。在工厂里待久了的人，眼神都这样，直接、干脆，没什么弯弯绕绕。其中一个女孩子，坐在离他最近的位置，手里正捏着一把端子，却停住了动作，歪着头看他。她戴着一副粉色的细框眼镜，就是那种最普通的款式，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像是两颗被水洗过的黑葡萄，在白色的日光灯下泛着湿润的光泽。帽檐下露出齐耳的短发，发梢微微向内卷着，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棕色调——那是被夏天晒出来的颜色，不是染的，是那种在太阳底下走了太多路之后，头发自己褪成的、不均匀的浅棕色。她看他的时候没有任何闪躲，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嘴唇微微抿着，嘴角有一道小小的弧度，像是在忍着笑，又像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林远舟被看得有些不自在，移开了目光。那个女孩子个子很小，坐在工位上，脚似乎都够不太到地面，工鞋下面垫了一个小木箱踩着——那个木箱大概是别人帮她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