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把塑料椅子上坐下来。
我大概坐了半分钟才能开口。
「郑老师，您说清楚。」
她要水。我倒了半杯，用棉签蘸着抹她嘴唇。她缓了很久。
「1983年八月。」她说，「你外婆病了，风心病，二尖瓣。县医院看不了，说要去海城做手术，那年做那个手术要一千八百块。」
1983年的一千八百块。我妈那时候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一百二十块。
「你妈到处借。」郑桂芳说，「她跑了三十七户人家。我记得三十七这个数，因为她在我那儿哭的时候数过。」
「后来呢。」
「后来有人找我。」她闭上眼，「招生办的，姓谢。谢慕山。」
我把指甲掐进手心里。
「他说，海城有个女孩子分数差了三十几分，家里想要个临床系的名额。他说临海县这个白秀珍分数高，档案好，人在乡下,不容易出事。」
「他给了您什么。」
郑桂芳的眼泪往两边的皱纹里流。
「五百块。」她说，「还有一个转正指标。我当时是代课的，教了九年，一直转不了。」
我沉默了很久。
我说：「那我妈签的字，是怎么来的。」
「是他去的。」郑桂芳说，「他自己去的沙浦村。他跟你妈说,他能安排海城医院的心外科手术，专家、床位、费用，全包。他说他就要一样东西——那张通知书，和一张自愿放弃入学的说明。」
我耳朵里全是嗡嗡的声音。
「你妈问他，签了我妈能活吗。」老人的胸口一起一伏，「他说，能。」
「后来呢。」
「后来你外婆没走成。」郑桂芳说，「说了三个月，一直说在排床位。到冬天你外婆就没了。」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扶着窗台。
我一直以为我妈是被抢的。
被抢的人可以恨。被抢的人可以喊。
可我妈不是被抢的。她是拿自己的一辈子，去换她妈的一条命。她签了字。她还谢过人家。
然后那条命没换回来。
所以她一辈子不肯说这件事。所以她说「我考上过大学」，从来不说「我的通知书被人拿了」。
她不是不敢喊。
她是觉得，是她自己把命交出去的。她觉得她妈是她害死的。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背着这个东西活了三十二年，最后自己也躺在同一栋楼里，被同一个女人翻开病历，被建议转院。
「郑老师。」我回过身，「1983年十月，我妈被送进精神病院，是谁送的。」
郑桂芳的呼吸急了。
「她去闹了。」老人说，「她十月初去了医大招生办，在办公楼门口坐了两天两夜。谢慕山让人把她拉走，说她精神有问题，是他签的收治单。当天下午，防治院的车就来了。」
「三个月。」
「三个月。」郑桂芳抬起手抹脸，抹不到，「念安，我这辈子睡不着觉。我教了三十六年书，我到六十岁退休，退休金拿了二十二年。那五百块钱我一分没花，我埋在我们家老屋的地下。」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
「还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
「什么。」
「你妈签的那张纸。」她盯着我，眼睛亮得可怕，「不是复写纸那种，是手写的，末尾按了手印，一共两份。一份进了她的档案——那份1998年就没了。另一份，谢慕山自己收着。」
「他为什么收着？」
「因为那是他捏我们所有人的把柄。」郑桂芳笑起来，笑得咳出血丝，「他要那张纸证明是她自愿的。他要那张纸，压着他儿媳妇一辈子不敢造反。念安，那张纸现在还在——」
门被推开了。
「郑老师，该吃药了。」
我回头。
谢明远站在门口。白衬衫，袖口挽起，手里端着一个小药盒。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护工，一个我不认识，穿夹克，站得很稳。
「白董。」他笑得很温和，「你怎么在这儿？」
我站在床边，一动没动。
郑桂芳的手还抓着我，抓得死紧。
谢明远走进来，把药盒放在床头柜上，很自然地把老人的氧气管理了理。
「郑老师这两天状态不太好，认人也不太清。」他说，「白董，你要是有话，问我。」
我看着他。
「谢院长，你来这儿三趟了吧。」
他的笑收了一半。
「今天早上来的这一趟，是第几趟？」
「白董，」他很慢地说，「我们家的老朋友病了，我来看看,合情合理。倒是你——一个卖布的老板，跑到一个八十二岁的临终病人床边，翻四十年前的事，你想让谁不好过？」
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抬头。
「哦，对了。你厂里的抽检结果，明天出。」
「你威胁我。」
「我提醒你。」他说，「白董，你女儿今年二十三。她刚做完体检。评估报告在我们医院的系统里，我一个字都还没动。」
他往前走了一步。
「郑老师需要休息。」他说，「送客。」
那个穿夹克的男人往我这边挪了半步。
我低头看郑桂芳。
她张着嘴，很用力地要说话，可氧气不够，声音出不来。她的手指在我手背上一下一下地敲。
三下。停。两下。停。三下。
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她敲到第七遍的时候，谢明远伸手把她的手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