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己走出那间病房的。
到走廊拐角，我停下，掀开外套下摆。
手机一直在录。从我进门那一刻起。
我在停车场坐了十分钟，把录音传给程砚，加密两份，一份存云端，一份存她的事务所保险柜。
程砚十一点回我电话，第一句话是：「白董，这份录音很重要，但单独不够。」
「为什么。」
「她是临终病人，对方一定会主张她意识不清、受你诱导。」程砚说，「我们需要三样东西：一，有公证员和医生在场的、按规范做的证言，最好录像；二，物证——那五百块，那张自愿放弃书；三，第三方旁证。」
「郑老师说钱埋在她老家。」
「地址我拿到了。」程砚说，「我马上派人去，带公证员。」
「那张纸呢。」
「在谢慕山手里。」程砚停顿了一下，「这个不能靠我们去拿。白董，我提醒你，你要是让谢景琛回家去偷，第一，那个证据来源不合法，法庭上一分不值；第二，你会毁了那个孩子。」
我说我知道。
下午三点，程砚带公证员和一位呼吸科医生，去了康寿养护院。
被拦在门外。
养护院说，家属提出了探视限制。家属是谢明远——他名下有一笔郑桂芳的护理费代付协议，签了六年。
我们申请了。程砚走了三个部门，第二天下午拿到了在场取证的许可。
我们晚了十九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三点四十，我们进病房的时候，郑桂芳的意识还在，但已经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
她认出了我。
公证员开机。程砚问她：「郑女士，1983年，您是否收受谢慕山的钱款，协助他人使用白秀珍的入学资格？」
她张开嘴。
她用了很久，很久。
最后她说出两个字。
「是我。」
程砚问：「谢慕山是否亲自去过沙浦村，以安排手术为条件，取得白秀珍签署的放弃入学说明？」
老人的头动了一下——很轻，但录像拍到了。
「是。」
第三个问题她没能回答。
那天晚上七点二十，郑桂芳去世。
我们拿到了一份不完整的、只有两问的证言录像，加一份公证书。
比什么都没有强。
程砚派去临海县的人挖出了那笔钱。
老屋厨房地砖下面，一个小铁罐，里面是十张五十元的1980版人民币——那个版别1987年才发行。
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楞了一下。
程砚说：「白董，这反而更好。」
「为什么。」
「说明她换过。」程砚说，「一个人如果只是收了钱花掉，她不会记得。她把钱换成新的，埋回去——她是在给自己留一个证据。她这四十二年，一直在等有人来问她。」
第三天，事情开始往下滑。
早上八点，市监局的抽检结果出来了：全部合格。
九点，那个财经号删了文。
九点四十，一份新的举报到了另一个部门：云梭涉嫌在投标中围标。
十点半，我们的开户行通知，一笔两亿的授信要重新走审批。
中午，我们两个海外客户同时发来延期通知。
十二点四十，我们的CFO进我办公室，关上门。
「白董，我们下个月的现金流会断。」
那天下午，谢景琛被赶出家门了。
不是我听说的。是他自己拎着一个行李箱站在云梭楼下,给我打电话。
我在会议室见他。他坐下来，第一句话是：「阿姨，我妈让我在她和昭昭之间选。」
「你选了。」
「我没选。」他说，「我跟她说，妈，你先告诉我你血型的事。」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难看。
「她说，你连你妈都要查。她说，我一个人从县里考出来，供你上医科大，供你出国进修,你现在拿一张四十年前的表来问我。」
「她承认她是从县里出来的。」
「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说了什么。」谢景琛低下头，「阿姨，我在那个家住了二十六年。今天早上我才知道，我妈原来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他抬起头。
「我爷爷叫我去了一趟他书房。」
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
「他跟我说什么，您想听吗。」
「说。」
「他说，景琛啊，我们家三代做医生。你太爷爷是走方郎中，我是1961年考进医大的，全公社第一个。我这辈子做的事，我认。但你要记住一句话——」
谢景琛咬了咬牙。
「他说：这世上的路只有那么宽，你站上去了，就是别人站不上去。有人得让。」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我说：「他知道我在查。」
「他一直知道。」谢景琛说，「阿姨，他让我给您传句话。」
「什么话。」
「他说：请白念安女士来我家喝杯茶。」
我看着他。
「他还说了什么。」
谢景琛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他说：我等这一天，等了四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