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紧紧地抿着嘴唇，握着空酒杯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因为被戳中了痛点。
斯大林之前之所以没有深入研究和推广“异化理论”，甚至在党内有意无意地淡化、边缘化这一概念，除了之前提到的种种原因，还有一个最深层次、最现实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刚刚通过藤原兼实的话语彻底意识到的:
一旦正式引入并承认“异化理论”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的有效性，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个人统治乃至整个苏联现行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根基。
原因很简单。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逻辑上指向了一个结论一一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雇佣劳动、还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还存在一个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拥有强制力量的“国家机器”，那么，人的“异化”状态就并未被真正克服;
这种“异化”，不因是否存在剥削、不因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不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因哪个国家而发生本质变化，只是变换了形式和主导者;
消灭私有制，只是消除了一种特定历史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异化，远未消除异化本身，按照马克思的展望，可能只有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异化才有可能逐渐消失。
好，现在麻烦来了，而且是天大的麻烦。
苏联内部，仍然普遍存在工资雇佣劳动(工人受雇于“全民所有”但实际上由国家具体管理的企业)、仍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尤其重要的是，苏联是一个存在着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加强大、更加深入社会毛细血管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管理体系“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如果严格运用异化理论来审视苏联社会，就会得出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
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某种“异化”状态之中;
甚至由于强大的国家计划体制对个人生产活动的全面支配、对个体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某种忽视、将人视为“螺丝钉”或“生产力要素”，这种异化可能以一种更隐蔽、更深刻、更难以言说的方式存在和加剧:
工人不是被某个具体的私人资本家支配，而是被抽象的、庞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官僚机构所支配;
生产的目的，在很多时候首要不是为了直接满足劳动者自身多样化的、真实的社会与个人需要，而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产值、吨位、指标等计划数字;
国家及其代理人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私人资本，成为了新的、以“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面目出现的“异化力量”;
而且，正因为这种力量披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合法性外衣，使得任何对它的系统性批判和反思都变得异常困难;
因为批评者很容易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帽子，而掩盖问题、维持现状反而在体制内显得更加“安全”和“正确”。
那么，顺理成章地，造成这一切的“责任者”是谁?
嘿嘿，斯大林同志，作为这个体制的最高设计者、推动者和象征，你要背大锅;
苏共，作为执政党，你也给我滚下台吧!
所以，这个理论讨论不得，只能否认，至少是严格限制和淡化处理。
正因如此，藤原兼实一讲，斯大林就立刻意识到:
一旦让这种理论框架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获得正式名分和传播空间，人们很快会开始用这套理论来审视苏联现行的一切，得出“苏联体制扭曲人性”、“苏联实践违背马克思主义初衷”等危险结论。
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引发的意识形态混乱和对苏共合法性的冲击彻底将苏联送进了棺材，几十年后才埋，如果斯大林此时全面否定自身的话，那苏联很可能当场就被埋了。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苏联独有的困境。即便是更注重实践理性、强调“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理论发展史上，对“异化概念”的承认也是“间断性”且“有选择性”的:
早期，异化理论被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使用，但并未成为全党层面的核心理论范畴，残酷的苏区和长征期间，大家都忙着思考如何活下去，更是压根儿没空管这种事情;
到了延安时期，随着延安整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了以“阶级分析”、“矛盾论”、“实践论”为主导，更侧重于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道路问题的务实路线;
“异化”作为一个带有浓厚西方哲学和早期马克思人本主义色彩的概念，基本被搁置或融入其他更本土化的表述之中;
到了中苏论战时期，由于苏联官方理论界开始有限度地重新讨论“异化”，并将其作为批判“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理论武器之一;
中方因在立场上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且警惕苏联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只能也随之停止或严格限制国内对“异化”的公开讨论，避免被卷入对方的理论话语陷阱，或被视为“支持赫鲁晓夫路线”
真正的“异化大讨论”，要等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逐渐被中国学界关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1983年3月7日做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明确提出: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这一石破天惊的论述在全国理论界、文艺界乃至社会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和空前热烈的讨论，但也随即招致了最高层的严厉关注。和压制;
邓小平、胡乔木等领导人先后在1983年10月和1984年1月的重要会议上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
“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
“异化是针对资本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产生异化的必然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
很快，周扬认错，此后，“异化”概念在官方意识形态论述中几乎消失，成为学术研究和公开发表中的一个“敏感词”，基本上退出了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体系;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马克穿越而来的2023年，哪怕后来的无数事实都证明了周扬的理论是对的，也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改变。
但这绝不是因为中共高层领导人意识不到“权力异化”、“官僚主义异化”、“社会主义同样存在异化”等现实问题的存在;
恰恰相反，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所处的极端复杂和危险的内外环境的清醒判断，他们才做出了“暂时限制此类讨论”的政治决。断，这背后是更高的政治优先级考量。
当时文革混乱时期结束不久，改开刚刚开始，整个国家处于“拨乱反正”与“探索新路”的交织期，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但也异常混乱继和撕裂;
包括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各种思潮蜂拥而入，在国内知识分子和部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伤痕文学”之类的鬼玩意儿大量涌现，社会情绪复杂;
在这种背景下，高层的首要任务必然是稳定政局、统一思想、确保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推进，避免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可能被引向错误方向的理论争论和意识形态动荡;
一切有可能被简单化、极端化解读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道路”的讨论，都必须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