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调研的行程定在下个月初，我把课余时间都扑在了准备工作上。
整理调研提纲、翻译当地社区的背景资料、核对经典改造案例的建筑参数，电脑桌面的文件夹越建越多，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林屿森常过来和我对接行程，两个人对着城市地图标注走访点位，聊起适老化设计的细节，一聊就忘了时间。
周姨知道我要去北欧，特意给我织了条米白色的厚围巾，说那边风大，别冻着了。
偶尔也会和林屿森在实验室碰到。
他把整理好的一沓联系人名单递给我，说都是他之前交换时打过交道的北欧设计师。
“到了那边我帮你引荐，”他说，“他们对适老化社区的理解跟英美体系不太一样，偏重共居和代际融合，你可能会感兴趣。”
我接过名单，上面手写着名字、邮箱和电话，字迹利落端正，每一条后面都标了备注。
我道了谢，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
晚上，吃完晚饭在此回到实验楼时，陆泽言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几张纸质文件。
看见我推门出来，他眼底亮了一瞬。
他快步走上前，在我转身之前叫住了我。
“听夏。”
我停下脚步，没有继续走，也没有开口，只是安静地看着他。
他把手里的文件往我面前递了递，喉结滚了滚，声音带着刻意压下的紧张：
“沈家怎么怎么被判刑了。这是立案回执和判决书复印件。”
我没有去接那些文件。
路灯的光落在那几张纸上，最上面一张印着法院的公章，红印在白纸黑字上格外刺眼。
“听夏，”他见我沉默，声音有些发紧，
“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蛋，是非不分，一次次站在别人那边伤害你。我不求你马上原谅我，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慢慢弥补你，好不好？”
我扫了眼那张回执，心里没什么波澜。
曾经那三个人坐在包厢里有说有笑地讨论怎么把我送给王总的时候，他们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有站在被告席上的一天。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没什么好唏嘘的。
我抬眼看向他，清清楚楚地说：“沈家落到这个下场，是他们应得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他拿着文件的手僵在半空。
“陆泽言，我再说一次。”我的语气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
“都过去了。我现在过得很好，有想做的事，有想去的地方，有想要成为的样子。我不需要弥补，也不需要你。”
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垂下眼：“我知道。我知道你不需要我了。我只是……只是想为你做点什么。”
“你唯一能为我做的，就是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说完，我绕开他，推开实验楼的玻璃门走了进去。
身后的脚步声没有追上来。
我走上楼梯，回到实验室，把门在身后轻轻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