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叫下马沟。家门口有条水沟，是国家修的，水泥砌的槽，水从湟水那边引来，沿着村子绕一圈，浇地、饮牲口，也用它哉。
沟里的水一年四季都是清的。
打我记事起，我和姐姐的搓衣板，就架在这条水沟边上。
——
我两岁那年，是个冬天。
父亲那会儿不在家，去修河坝了。村里能干的劳动力都去了，毕竟在家附近就有活做，有工钱拿。基本上都是早出晚归的。
那天，母亲从镇上回来，手里拎着东西，像是帮谁捎的。她走进院子，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脸，又摸了摸姐姐的头。
她说：“妈妈要去邻居家，帮人家带点东西。你们要听话，乖乖在家待着。“
姐姐那时候三岁，点点头。
我也点头。
这是我们姐弟俩，听见母亲说的最后一段话。
她说完，就出了门，顺着村口的土路，往东走了。
走出村口，就没再回来过。
父亲从河坝上回来，家里已经没了人。村里人帮着找，邻村、镇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
母亲说“去邻居家“——她没撒谎，她确实是去了一个地方，只是那个地方，谁也不知道在哪儿。
三岁和两岁的两个孩子，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记到后来，每个字的音调都记得清清楚楚。
姐姐长大以后跟我说，她到现在做梦，有时候还会梦见母亲蹲在跟前说话的样子。
我没跟姐姐说过——其实我也会梦见。
梦里我总想问她一句：邻居家，远吗？
——
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剩三个人：奶奶，姐姐，我。
父亲一年会抽空回来几趟，种地，节日、秋收都会回来帮忙。
家里能干的活，从我和姐姐会走路起，就全是我们的。
扫地、拖地、喂鸡、放羊、拾柴火、挑水、生火做饭——反正只要是这个家需要干的活，没有一样能躲过去。
村里的王叔年纪大，走不动山路。五六岁起，我就帮着他放羊。羊在山坡上吃草，我一坐坐一天，天黑透了，把羊往圈里一赶，然后回家吃饭睡觉。
放假的日子，我和姐姐一人一块搓衣板，坐在家门口的水沟边洗衣服。沟水哗哗地淌，用小盆盛到大盆里，然后就是一顿搓，搓、搓……之后拧干，搭在家里的栏杆上。
邻居、路人有时路过，就会走到我们身旁：
“哟，清和、诺诺，又洗上了？这么小就干家务，真懂事啊！“
“我家那小子，八岁了碗都不知道洗！“
我们笑笑，不回话。
懂不懂事，不是我们说了算的。父亲不在，母亲走了，奶奶六十了，家里这些活，我们不干，谁干？
——
奶奶是这个家唯一的依靠，也是唯一的恐惧。
她打人，讲究一个“趁手“。
笤帚、木棍、拖把棒，手边有什么就是什么。抄起来就打，除了脑袋，哪儿都打——后背、屁股、大腿，抡圆了打。
打的理由也简单。家务活干得不好，打。羊没看好，打。在外面玩迟了，回家晚了，更是打。
村里孩子一到傍晚，爹妈站在门口喊一声就回家了。我们不行，我们得掐着太阳算时间。太阳一偏西，姐姐的脊背就先绷紧了：“诺诺，回。“
再舍不得那盘玻璃弹珠，也得扔下往家跑。
有一次和同伴们玩耍，玩得忘了时辰，天擦黑才到家。奶奶站在门口，手里拄着一根棍子，也不说话，就看着我们。
那一晚，我和姐姐一人挨了一顿。
我从不敢跟奶奶顶嘴。姐姐也不敢。
村里人问起来，奶奶就说：“娃不揍不成器。“
村里人点头：“是这个理。“
小学那六年，我是怕奶奶怕到骨子里的。放学远远看见她站在门口，腿肚子先转筋。和姐姐最默契的事，就是趴在门缝上先看屋里什么动静，再决定用什么姿势进门。
这种日子，一直到我上初中才松下来。人大了，她抡不动拖把棒了；再说了，我们都慢慢长大了。再打就不合适了。
可我到现在，看见墙角立着根棍子，心里还要咯噔一下。
有些东西，是长在骨头里的。
——
很多年后，我在巴驿中学的作文本上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老师用红笔在旁边批了四个字：真情实感。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是啊。
水沟边那两块搓衣板，山路上那群羊，门缝里那双往里偷看的眼睛——
哪一样，不是真情实感。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