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年礼我绣完最后一针，他的绸庄黄了
结婚七年，我给他家绸庄绣了二百四十一幅年礼，他连我卧室的门都没进过。直到他白月光七年前的信被我翻出来——「砚清，找个手巧的女孩子替你撑着沈家招牌」——我才知道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招工。
「妈，今年我不绣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五秒。沈母的声音变了调：「时雨啊，你说什么？张总李总他们都到楼下了——」
沈砚清的声音突然切进来：「宋时雨，你是不是疯了？今天三十多个合作商在锦云坊等你。」
我没回他，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上三十七条未读消息还在跳。我关了机。
苏州刺绣博物馆的展厅里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冯老师把个展合同推到我面前，钢笔搁在边上。窗外是腊月廿八的观前街，糖炒栗子的香味混着评弹的琵琶声飘进来。
这份合同，我等了七年。
但我没有立刻拿笔。我坐在那里，看着合同上"宋时雨苏绣作品展"几个字，看了很久。
冯老师也不催我。七十岁的老人，花白眉毛底下那双眼睛见过苏州半个世纪的绣品兴衰。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时雨，想好了再签。个展一旦定档，你跟锦云坊的关系就彻底断了。」
「冯老师。」我拿起笔，「锦云坊的平台上，绣的是我宋时雨的东西。」
我签了字。
钢笔尖落在纸上的那一刻，我没有觉得解脱。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口那个位置，空了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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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嫁进沈家那天，我二十一岁。
我外婆姓顾，苏州刺绣行里的老艺人，一辈子没评过什么大师，但行内人都知道她的散套针做得好——一根丝线劈成十六丝，同色系深浅叠加，绣出来的云水像活的。外婆说，散套针不难学，难的是"心要静，手要稳，丝要细"。这三样，她练了一辈子。
我五岁趴在她膝头学针。先学劈丝，再学走针，十岁那年我绣了第一幅完整的云水，外婆看了半天，说：「时雨，你云头第三针总是比前两针密半分。」我以为她要骂我，结果她摸了摸我的头：「这是你的记号。好绣娘都有自己的记号。」
我爹妈走得早，外婆在我十九岁那年也走了。她走的那天，我一个人守着空落落的绣房，绷子上还绷着她没绣完的一幅平湖秋月。
沈家来提亲是三个月后。
沈砚清第一次来我家，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带了两盒碧螺春和一匹月白色的素绉缎。他在客厅里坐了半个小时，说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得体。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我绣房里的绷子，说：「宋姑娘，你外婆的绣品我见过。散套针云水，苏州没几个人能做到那个细度。」
我愣了一下。来提亲的人说了很多"宋家姑娘攀上高枝"的话，但没有人提过我的针法。
后来他在外婆的葬礼上替我挡开了三个来讨债的远房亲戚，说：「宋姑娘的事，以后就是我们沈家的事。」
二十一岁的女孩子，孤零零一个人，守着一间空房子。听见这句话，心就软了。
我知道沈砚清心里有别人。林曼的名字，苏州绸缎行里没人不知道——沈家的青梅竹马，去法国学服装设计了。沈母每次提到她都是一脸惋惜：「曼曼那孩子啊，心高，在法国不肯回来。」
我以为婚后可以慢慢培养感情。我以为人心都是肉长的，七年八年，总能焐热。
婚后第一个腊月，沈母拿了一匹月白色的素绉缎到我绣房来：「时雨啊，今年张总那边的年礼你绣一幅吧？张总是咱们锦云坊二十年的老主顾了，他夫人属兔，绣个月宫玉兔就行。」
我绣了。
第二个腊月，王总、李总、赵总，六幅。
第三个腊月，十二幅。
到第七年，三十多家合作商，每家的年礼都要我亲手绣。从选丝、劈线、配色、上绷、落针到装裱，一幅少则三天，多则半月。腊月里那扇绣房的窗，观前街上的街坊都习惯了它亮到凌晨两三点。
我不是没抱怨过。
第二年腊月，我绣到大年三十凌晨，沈砚清从外面应酬回来，经过绣房门口，脚步顿了一下，没进来。我叫住他：「砚清，今年十二幅，我一个人绣不完。能不能请两个师傅帮忙？」
他站在门口，穿着大衣，身上有酒气。「时雨，年礼是你亲手绣的才有分量。合作商要的就是沈太太亲手绣的这个名头。请师傅帮忙，传出去像什么话？」
我没再说话。
第四年，我右肩开始疼，肩周炎，颈椎第三节骨质增生。绣娘的职业病，我二十八岁就攒齐了。我跟沈砚清说想去医院看看，他说「年底忙，过了年再说」。过了年他就忘了。
我瘦了二十斤。隔壁卖扇面的周婶每回见我都说：「时雨啊，你瘦了。」
我笑一笑，说没事。
我不是不知道沈砚清冷淡。七年，他从没往东厢房拐过一次。我在绣房里听见他上楼的声音——皮鞋踩在木楼梯上，咯吱、咯吱，走到二楼走廊尽头，右转，进西厢房，关门。
我只是不敢承认。
承认了就意味着，我又一次孤身一人了。父母走了，外婆走了，沈家是我唯一的"家"。哪怕这个家把我当一台绣花机，至少我还有个地方待。绣房是我唯一能说了算的地方——在绷子前面，我是宋时雨，不是沈太太。
每一幅年礼我都当作品绣。绣完了拍照存档，用铅笔在背面编号、签名、写日期。这个习惯是外婆教的。她说：「好绣娘要把自己每件活计记下来，哪天谁说你没绣过，你拿得出凭据。」
外婆说这话的时候七十三岁，手还在绷子上走针，稳得像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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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第三年的秋天，我在整理锦云坊后院库房的老账本时，翻到了那本东西。
一本墨绿色硬壳的法语笔记本，封面烫金的字已经磨掉了大半。扉页上画着几款旗袍的草图，线条潦草，旁边标着法文注释。林曼的名字写在扉页右下角，字体圆润，是女孩子用心练过的笔迹。
我本来要合上那本笔记放回去，一张对折的信笺从扉页夹层里滑出来。纸已经泛黄，折痕处快磨穿了。我打开，手写的字，墨水褪成了浅蓝色。
「砚清：
我去法国了，不回来了。
程老师的推荐信拿到了，里昂那边九月开学。我爸气得住院，我妈让我跟你当面说清楚，但我不想再吵了——你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困在苏州一座绸庄里。
你找个手巧的女孩子替你撑着年礼吧。沈家百年招牌不能倒在你手里。别等我了。
曼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我拿着那张纸坐在库房的旧绸缎堆里。
不是伤心——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泛上来的冷。我盯着「找个手巧的女孩子替你撑着年礼」那句话，看了不下二十遍。
七年前沈砚清来提亲，我以为是外婆的面子，是宋家的针法值钱，是他对我有那么一丝真心
不是的。
从头到尾，他只是在招工。
我在库房坐了一整夜。绸缎堆里有樟脑丸的味道，呛得人眼睛疼。天亮的时候我把信笺折好，放回笔记本里，把笔记本放回原处。然后我去绣房，照常绣了一天年礼——那天在赶的是赵总母亲的八十大寿，一幅"松鹤延年"。
我绣得很稳。针脚齐整，丝线均匀。周婶送午饭过来的时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