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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年，我拿到了国家博物馆修复中心和欧洲研究院的双邀约。
一个在国内，一个在海外。
很多人问我怎么选。
从前的我或许会纠结。
现在不会了。
我选择先回国。
不是因为谁等我，也不是因为逃离哪里。
只是因为我想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母亲曾工作过的地方。
入职第一天，我穿上白大褂，走进修复室。
工作台上放着一卷待修古籍。
纸页脆弱，边角残破。
主任看着我笑：
“温知夏，欢迎回来。”
那一瞬，我忽然有种圆满感。
不是爱情圆满。
是我终于和自己和解。
后来，我参与了很多项目。
古籍、绢画、壁画残片、海外回流文书。
每一件旧物都有伤，每一道伤背后都有故事。
我越来越少想起沈照川。
偶尔听同学提起，说他在西北待了几年，终于磨平了脾气，却再也回不到沈家核心。
沈父后来有了新的继承安排，把大部分股份交给职业经理团队和信托监管。
沈照川只拿固定分红，却无权参与决策。
对一个从小被当作继承人培养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彻底的失去。
至于林语霏，刑满后因为信用记录和案底，无法从事教育、金融和文博相关工作。
她曾试图做自媒体卖惨，但每次露面都会被网友翻出旧案。
最后只能改名去外地打零工。
她曾偷走别人的善意，妄图换取捷径。
可捷径尽头，是更深的泥沼。
我没有再见过他们。
也不想见。
某天，陈老师带学生来博物馆参观。
她看见我站在修复室玻璃窗后，笑着朝学生们介绍：
“这位是你们的学姐。她以前也迷茫过，但最后走出了自己的路。”
学生们趴在玻璃上看我，眼睛亮晶晶的。
其中一个女孩问：
“学姐，修复文物难吗？”
我摘下口罩，笑着回答：
“难。”
“但如果是你真正想做的事，难也会变成值得。”
女孩又问：
“那如果有人说我不适合呢？”
我看着她，像看见很多年前的自己。
“那就让他让开。”
“你的路，不需要不懂你的人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