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一到，我转成了正式工。
发工资那天，我给自己租了间小公寓。
搬进去那天，岑聿川来帮我搬箱子。
他替我把最后一摞书放下，看了眼屋里，低声道：
“比招待所强。”
我点头。
“至少这地方，像是我自己的。”
从那以后，我们见得不算多。
他忙，我也忙。
偶尔在食堂碰见，就坐一会儿，聊两句最近的事。
有时我下班晚，就能看见他站在门口等我。
一起回家的路上，路不长，却走得很稳。
其实岑聿川身边不是没人。
有年轻姑娘给他送饭，也有人托人来打听他有没有对象。
冬天那晚，岑聿川喝了酒，敲开了我的门。
他眼尾有些红，手里还拎着半瓶酒。
“谢知茵。”
“你是不是打算一直躲着我？”
我把他扶进屋里，倒了杯温水。
岑聿川坐在桌边，握着杯子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我等了你三年。”
“你还要我等多久？”
我手上的动作慢慢停住了。
不是没有感觉。
只是我怕。
我转过身看他。
“再给我一点时间。”
岑聿川看了我很久，最后笑了。
“行。”
“你说多久，就多久，我等得起。”
从那之后，他还是来，还是等。
早上给我送豆浆和包子。
晚上我加班，他就在外头等。
那年下第一场大雪时，我忙到很晚才出门。
一推开图书馆大门，就看见岑聿川站在路灯下，肩头落满了雪。
他走过来，把围巾搭到我脖子上。
“冷了吧？也不知道照顾好自己”
我拢住那条围巾，心口却一点点热了起来。
临近年关，文工团忽然给我寄来一封信。
信上写着，当年我放弃的那个汇演名额，因为原定演员调离，问我愿不愿意重新参加明年春天的演出。
我盯着那行字，喜极而泣。
我以为早就没了的东西，原来还会回来。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件事告诉岑聿川，图书馆门口就来了一个不该来的人。
宋秉文瘦了很多，胡子拉碴，怀里还抱着个孩子。
孩子裹在薄被里，哭声细得可怜。
他看见我，眼圈立刻红了。
“知茵，你救救我。”
“含絮疯了，天天闹，家也散了，你妈也病倒了。”
“我知道错了。”
他说到最后，声音都抖。
“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
我面不改色。
“宋秉文，你是来求我。”
“还是来找新保姆？”
他脸上的哀求，一下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