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日子忽然就慢了下来。不是那种让人心慌的慢，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浸泡着、软化了、失去了硬角的慢。像一个被水泡发了的木雕，原本凌厉的线条都变得模糊了，塌了，散了，黏黏糊糊地摊在那里，怎么也收拾不起来。每天早上，我都会让玄凤去偏殿请安。说是请安，其实是去看母亲醒了没有。她这些天总是起得很晚，有时候要到巳时才懒懒地起身。刘骁就更不用说了，他原本在宫里做侍卫的时候，寅时就要去换岗，如今倒好，日上三竿了还搂着母亲的腰赖在床上，连早膳都要太监送到门口。我听着玄凤的回报，嗯一声，然后继续批折子。批折子的时候会走神。朱笔悬在半空中，半天落不下去，墨汁滴在奏章上，洇出一个圆圆的红点，像凝固了的血。太监在旁边大气不敢出，我回过神来，若无其事地继续批，心里却在想——母亲这会儿在做什么？是坐在窗前梳头，还是窝在刘骁怀里说些有的没的？这种念头像苍蝇一样，赶走了又飞回来，嗡嗡嗡地在脑子里转。但我已经没有太多精力去管他们了。因为更重要的事压了过来，像一座山，从头顶上轰隆隆地碾下来，碾得我喘不过气。财政。大夏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开国十七年，连年征战——打波斯、平吐蕃、定大理、收辽东，每一场仗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军饷、粮草、马匹、铠甲、火器，哪一样不是钱？开国之后又是赈灾、修河、筑城、开矿，样样都要从国库里掏银子。可国库里的银子从哪儿来？田赋、盐税、商税，三项加起来，一年不过两千万两出头。而光是一年的军费开支，就要一千二百万两。剩下的八百万两，要养活六部九卿、地方州县、驿站漕运、官员俸禄——根本不够。每年都是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窟窿越来越大。户部尚书赵崇年每次来见我，都是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手里捧着那本厚厚的账册，翻开全是红字。“陛下，”他上个月来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今年秋赋还没收上来，可东北的军饷已经欠了三个月了。再不发，公孙将军那边的兵怕是要生变。”我问他还有多少银子。他伸出三根手指。“三百万两？”“三十万两。”三十万两。堂堂大夏王朝，国库里只剩三十万两银子。连给禁军发一年饷银都不够。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坐在乾清宫的御案前，把户部的账册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翻得纸张都起了毛边。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在我眼前跳动，像一群黑蚂蚁，从纸上爬出来，爬到我身上，钻进我的皮肤里。我越看越冷。不是怕冷，是心冷。开国十七年，封爵的勋贵三百七十二人，他们的俸禄、赏赐、荫袭、恩养，加起来一年要吃掉六百万两。六百万两——将近国库收入的三成，全都喂给了那些跟着我打天下的老兄弟和他们的子孙。我不是舍不得。他们陪我出生入死，该给的我都给了。可问题是，十七年过去了，他们的子孙越来越多，爵位越袭越多，俸禄越滚越大，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而那些真正在做事的人——那些在州县里收税的小吏、在河道上修堤的工匠、在太学里教书的博士——他们的俸禄，一年才几十两银子。有的甚至拖欠了半年。这个王朝的骨头已经空了。外面看着还是金碧辉煌的，里面全是蛀虫啃出来的窟窿。我必须赶在整座大厦塌掉之前，把那些蛀虫一条一条地扯出来。可我一个人做不到。我需要一把刀。母亲和刘骁是一把刀，用来砍向勋贵。但光砍人不够，我还得把银子的事理清楚。钱从哪儿来？花到哪儿去？怎么让这个王朝的血重新流动起来？这些问题，比杀一百个勋贵都更难。因为我面对的，是整个帝国的惯性。十七年积累下来的陈规、陋习、人情网、利益链，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把所有人都粘在上面。你动一根丝，整张网都会颤动。你动得太狠，蜘蛛就会跳出来咬你。可我没有别的选择。这天下午，我把户部尚书赵崇年、内阁首辅张伯渊、以及刚刚从江南回来的巡盐御史林文忠召到了御书房。御书房里堆满了账册。地上堆着，桌上堆着，连椅子上都堆着。赵崇年进门的时候差点被一摞账册绊倒，踉跄了两步才站稳，抬头看见我坐在账册堆里，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账册，眼眶下面挂着两个黑眼圈。他愣了一瞬，然后默默跪下，声音哽咽：“陛下……您这是……”“免礼。”我没有抬头，手指在账册上的一行数字上划过，“赵崇年，你跟朕说实话。江南盐税，去年实收多少？账面上报的是三百万两，到底有多少被截留了？”赵崇年跪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半天，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地往下滚。他不敢说。他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江南盐政那一摊子烂账，牵扯了多少人？从盐运使到地方知府，从户部郎中到内阁学士，甚至还有几个勋贵家的子弟在里面占着干股。动一个，就是捅了一窝马蜂窝。“臣……臣……”他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像一颗咽不下去的枣核。“朕替你说。”我放下账册，抬起眼睛看着他，声音很平静，“监察厅的李大人告诉寡人，江南盐税，去年实收至少六百万两。报上来的不到一半。剩下那一半，去了谁的口袋？盐运衙门拿两成，地方官拿一成，京城的靠山拿一成，还有一成——去了那些勋贵的府上。对不对？”赵崇年瘫坐在地上，面色惨白。他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但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张伯渊站在一旁，捋着胡须的手微微发颤。他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在内阁待了八年，他是老臣管邑的门生，从前虞朝到现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此刻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因为他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京城靠山”里，就有他内阁里的两个学士。他不是不知道，是装作不知道。满朝文武，人人都在装。装清廉，装正直，装一心为国。可私底下，谁的屁股都不干净。“陛下，”张伯渊开口了，声音很低，“此事……牵涉太广。若是一下子掀开来，恐怕朝野震动。不如先从长计议，徐徐图之。”“徐徐图之？”我笑了。那个笑容很冷，冷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朕徐徐图之了十七年。十七年，贪腐越图越多，国库越图越空，勋贵越图越肥。再图下去，大夏就亡了。张伯渊，你说牵涉太广——朕告诉你，正是因为牵涉太广，才必须一刀切下去。切得越深越狠，伤口好得越快。”我站起来，从桌上拿起一本册子，丢到他面前。那是安西银行这三年来的账目——安西银行是我在西凉时设立的，后来随着我入主中原，总行迁到了京城，在江南、河南、山东、关中设了分行。这些年来，安西银行一直是我的私库，不入户部的账，也不归户部管。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我这些年把征战缴获的波斯、大食、罗马、天竺各地的税钱、商税、贡赋，统统存进了安西银行的地下金库里。张伯渊捡起册子，翻开第一页，手指就僵住了。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一串数字，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次，嘴唇翕动着，像是在数零。三千万两。三千万两白银。加上我内库中的五百万两私房钱，合计三千五百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大夏一年半的国库收入。而它一直静静地躺在地下金库里，除了我和安西银行的几个老管事，没有任何人知道。“陛下……”张伯渊的声音在发抖，“这……这是……”“这是朕的私房钱。”我说，“十七年攒下来的。没花过国库一文钱，也没让户部替我垫过一文钱。现在，朕要把这笔钱拿出来，成立一个新机构。”“新机构？”“投资公司。”四个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懂这个词。投资——什么是投资？公司——又是什么？我把江南谢家和王家的几个年轻子弟召进了宫。谢家是江南最大的丝绸商，王家掌控着运河沿线的粮米生意，两家都是数一数二的富商，手里攥着大把的现银和商路，却因为没有功名，在勋贵面前永远低人一等。那几个年轻人进了御书房，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他们大概以为皇帝叫他们来，是要抄家。“朕不抄你们的家。”我开门见山，“朕要你们帮朕做一件事。朕出三千五百万两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