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事，顺得让我有些不安。新铸的帝国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得比预想的更快。京畿铸币厂的十六台蒸汽冲压机日夜不停地轰鸣，一枚一枚亮闪闪的银元从模具里滚出来，还带着余温，就被装进木箱，由禁军押送到各省的中央银行分行。旧有的散碎白银和铜钱被限期兑换，各地的钱庄和票号起初还有些抵触——毕竟用了几百年的银子，说换就换，谁心里都不踏实。可朝廷下了死命令：三年之内，旧银旧钱全部作废。不换也得换。最先响应的反倒是那些商人，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统一成色、统一重量的银元，用起来比散碎银子方便太多了。以前做一笔生意，光验银子成色就得花小半个时辰，还要找戥子称重量，现在银元往桌上一拍，几个就是几两，多退少补，干净利落。江南的丝绸商人和广东的十三行商人是最早尝到甜头的，他们把成箱成箱的旧银子运进中央银行，换成一箱一箱的银元，再用这些银元去采购生丝、茶叶、瓷器，交易效率翻了一倍不止。皇家投资集团第二年的增资扩股也顺利完成了。谢云安把盘子从三千五百万两扩到了五千万两，新入股的除了原来的老股东之外，还多了徽州的墨商、景德镇的瓷商、福建的茶商，甚至还有几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商人，带着大笔的银子入股。投资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从原来的屯垦、牧业、矿业、纺织、机械，扩展到了海运、铁路、电报、内河航运，甚至还在京城和各省城开设了十几家“皇家技术学堂”，专门培养蒸汽机技师、电报员、测绘员和会计。这些学堂不收学费，管吃管住，毕业之后直接分配到投资集团旗下的各个公司。寒门子弟挤破了头想进去，因为这是他们唯一不需要靠父辈功名就能出人头地的路。朝廷里也在换血。这一年多来，六部尚书换了四个，内阁学士换了六个，都察院的左右都御史全换了。新上来的人，多半是太学格物科和法政科出来的年轻人——三十多岁，有的甚至不到三十岁，没有打过仗，没有熬过资格，没有在勋贵的酒桌上混过脸熟。可他们有一样老臣们没有的东西：他们懂蒸汽机，懂账目，懂公司运作，懂什么叫投资回报率。他们写出来的奏章，不再引经据典地讲什么“圣人之道”，而是列满了数据和图表——今年的钢铁产量涨了多少，铁路铺了多少里，关税增加了多少，人口增长率是多少。张伯渊有一次苦笑着跟我说，他在内阁待了快十年，以前批折子靠的是经验和直觉，现在批折子得先学会看报表，看不懂报表就没法判断对错，搞得他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每天晚上挑灯学算术。而那些被换掉的老将军们，倒也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一来，他们确实老了。当年跟着我打天下的淮西老兄弟，活到现在的，最年轻的也五十出头了。十七年的太平日子，让他们一个个都发了福，当年的铁甲穿不上了，当年的战马也骑不动了。二来，皇家投资集团的分红也让他们尝到了甜头——那些眼光活络的老将，早早就把家里的闲钱投进了投资集团，每年拿到的分红比俸禄多出好几倍。人一旦有了安稳的财源，造反的念头就淡了。三来，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刘骁这把刀，确实好用。那些不服的勋贵子弟，那些在酒桌上骂我是“不肖子孙”的功勋之后，那些在暗地里串联、想借着“妖后秽乱宫闱”的名义逼我退位的人——他们一个个都被冠上了“刘骁同党”的罪名，被姬敏的情报司请去喝了茶。情报司的诏狱设在城西，离蒸汽机工坊不远，日夜都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据说那声音在牢房里听得格外清晰，轰隆隆的，像一头巨兽在头顶上喘气。进去的人，有的出来了，被削了爵、收了田、赶回老家种地；有的没出来，名字从宗人府的名册上被一笔划掉，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没有问姬敏具体是怎么做的。她也没说。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默契——她负责让那些碍事的人消失，我负责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妖后及其党羽”的愤怒和无奈。每一次有人被抓，第二天早朝就会有人弹劾刘骁，说他“结交外臣、图谋不轨”。我总是沉着脸听完，然后下旨将刘骁训斥一番、罚俸三月，但从不撤他的职。群臣们只当是我碍于母亲的颜面不忍下手，背地里都说皇帝孝顺得过了头。可他们不知道，刘骁的安保公司副总管本就是可有可无的虚职，罚不罚俸根本影响不了他什么——他真正的收入来源是母亲私下的贴补，还有他利用职务之便从投资集团的项目里偷偷吃回扣。这些事我都知道。姬敏的人把刘骁的一举一动都记录在案，每隔三天送到我的御案上。他吃了多少回扣，见了哪些人，在哪个酒楼喝醉了酒说了什么话，写得清清楚楚。我翻着那些记录，像翻着一本账簿——一本记着“挡箭牌使用情况”的账簿。他在用他的方式蚕食我的帝国，我在用我的方式把他养肥。养到足够肥的那天，再一刀宰了。但不是现在。可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的时候，另一场战争，在我完全没有准备的地方悄悄打响了。不是朝廷。是后宫。这一年冬至，按照惯例，所有皇子公主都要回宫祭祖。冬至祭祖是大夏开国以来最隆重的典礼之一，比过年还讲究。太庙里摆三牲、烧沉香、奏雅乐，皇帝率文武百官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皇子们依次上前给祖宗牌位磕头。往年这个典礼都是肃穆而沉闷的，皇子们规规矩矩地磕头，规规矩矩地退下，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可今年不一样。因为我的儿子们，长大了。最先到的是凉王韩珺。他是玄悦所生，今年十一岁，封地在凉州——名义上是封地，实际上是我把安西都护府的军政大权交给了他母亲玄家的势力代管。这小子从马车里钻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一年不见，他蹿高了整整一个头，肩膀也宽了，腰背挺得笔直，穿了一身玄色的戎装，腰间挂着一把货真价实的弯刀——不是装饰用的佩刀，是安西骑兵标配的战刀，刀鞘上还有几道刀痕，一看就不是摆设。他的皮肤被西域的风沙吹成了麦色，颧骨微凸，眉骨很高，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被磨过的燧石，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锐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的时候，动作干脆利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我让他平身，他站起来，也不说话，就站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目不斜视。玄悦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穿着一身藏蓝色的骑装——不是贵妃的礼服，是骑装——头发用一根银簪高高束起，脸上不施脂粉，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她看着儿子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骄傲，像一头母狼看着自己刚刚长齐牙齿的狼崽。“珺儿，”我开口问他，“在凉州都做了些什么？”“回父皇，”他的声音清朗有力，字字清晰，“儿臣在凉州跟着舅父练了一年的骑兵。安西那边的马好，耐力足，就是性子烈，驯起来费劲，儿臣摔了十几次才学会骑。还有——”他顿了顿，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然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说了下去，“还有，儿臣去了拉萨。”我微微眯起眼睛。“拉萨？”“是。”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燧石一样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躲闪，“河西的喇嘛寺勾结当地土司造反，纠集了两千多人围攻凉州城的粮仓。舅父带兵平叛，儿臣也跟着去了。叛乱平定之后，舅父把三十几个领头的大和尚押到拉萨河边上。舅父问儿臣该怎么处置。”“你怎么处置的？”“全绞死了。”他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三十七个人，一个不剩。尸体挂在河边示众。但儿臣把喇嘛寺的田产全部没收，分给了当地的农奴。一共分了四万多亩地，两千多户农奴每人分了二十亩。儿臣还贴了告示，说从今往后，拉萨河谷的地租不得超过三成，谁敢多收，就按谋反论处。”太庙里安静了一瞬。几个老臣互相交换了一个微妙的眼神。张伯渊捋着胡须的手又停在了半空中。我注意到站在角落里的几个勋贵脸色变得不太好看——分了喇嘛寺的田产，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可“地租不得超过三成”这句话，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在大夏，寺庙和勋贵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