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四日，上午九点。方牧正在煮面，听见有人敲门。开门，是文嫂。她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布袋子，鼓鼓的。“文嫂，进。”文嫂往里看了一眼。屋子很小，一眼能看完。她没进门。“我不进。”她说，“我就在门口说。”方牧把门开大一点。“您说。”“我昨天问你一句，”文嫂说，“你为什么回来。你没答。”“我答了。”“你给我看了一封信。”文嫂说，“那不是答。”方牧看着她。“那我今天来，”文嫂说，“是问第二句。”“您问。”文嫂把怀里的布袋子往上托了托。“你要我做什么。”方牧没马上答。他往边上让了半步。“您先进来。”文嫂犹豫了一下，进了屋。屋里只有一把椅子。方牧把椅子推给她，自己坐在床沿上。文嫂没坐椅子。她把布袋子放在桌上，站着。“你说。”她说，“我站着听。”方牧看了她一会儿，没再让。“三条。”他说。“你说。”“第一条。”方牧说，“从今天起，凡是有人给您纸——不管是厂里的、街道的、医院的、还是弘盛的——您先收，别签。”“看不懂也不能签？”“看不懂就更不能签。”方牧说，“签了就是您认了。您认了，往后就翻不了。”文嫂点点头。“第二条。”“您每天晚上，把今天发生的事抄一遍。”方牧说，“谁来了，说了什么，几点，在哪儿。您本来就在抄，往后要抄得更细。”“抄这个干什么。”“因为人的话会变。”方牧说，“今天他说的是这个，过三个月他说是那个。您要是抄下来了，您就把他钉住了。”文嫂又点头。“第三条。”方牧停了一下。“第三条是，”他说，“从今天起，您不是一个人在办这件事了。”
屋里静了一下。文嫂看着他。她没点头。她站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这一条最难。”方牧没接话。文嫂把布袋子解开，从里面往外拿东西。一本，两本，三本，四本，五本。五本本子，都是最普通的那种，封面是硬纸板的，有的印着“工作手册”，有的是银行送的。她把五本摞在桌上，摞得很整齐。“这是我抄的。”她说。方牧看着那五本。“从哪年开始的。”“二〇一六年五月。”文嫂说，“博尧走了三个月以后。”“为什么是三个月以后。”“前三个月我什么都写不了。”文嫂说，“我拿笔就抖。”方牧伸手，拿起了最上面那本。第一页的日期是二〇一六年五月三日。上面写着：五月三日。去厂里，门不让进。门口的人说走程序。五月四日。去街道，办事的人说这个归厂里管。五月五日。去医院，小宝复查，花了四百三。五月六日。下雨，没出门。字很难看，一笔一画，很多字是错字或者半边字。“程序”写成了“呈序”。方牧一页一页往后翻。五月，六月，七月。每一页三五句话，全是日子、地点、人名、数字。翻到八月，出现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名字：八月二日。去厂里，接待我的是裘主任。他说等检测。八月十九日。去厂里，裘主任不在。门房老周让我进去喝了杯水。九月二日。裘主任说，检测报告出来了，跟厂里说的一样。九月十四日。裘主任说，这个事已经结了。方牧翻到十月。十月八日。去厂里，裘主任调走了。新来的不认识。他往后翻，翻得很快。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二〇一七年，二〇一八年，二〇一九年。每年大概一百来页。方牧翻到第四本中间的时候，手停住了。他发现了一个规律。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一页上写着同一件事。一月十九日。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二月十九日。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回来了。三月十九日。下雨。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四月十九日。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门房老周给我倒了杯水。每个月十九号。一个月一次，一年十二次。八年，九十六次。方牧抬起头。文嫂站在桌边，两只手垂着。“文嫂。”他说。“嗯。”“每个月十九号。”他说，“您都去厂门口。”“是。”“站多久。”“不一定。”文嫂说，“有时候十分钟，有时候半小时。”“去干什么。”文嫂看着他。“我不干什么。”她说，“我就站一会儿。”“为什么是十九号。”“他十九号走的。”方牧把本子合上。他坐了很久没说话。屋里只有楼上的水管在响。“文嫂。”他说。“嗯。”“这五本，您借我三天。”他说，“我拿去复印。”文嫂没答。方牧抬头看她。“文嫂？”“你要拿走？”她说。“我拿去复印，三天还您。”文嫂把手放在那摞本子上。她的手很粗，指关节也变形了。她这些年干过保洁、洗碗。还在纺织厂食堂做过饭。她按着本子，按了很久。“方先生。”她说。“嗯。”“这五本，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知道。”“小宝也没看过。”“我知道。”文嫂没松手。“我不是不信你。”她说。“我知道。”“我是——”她停了一下，“我是怕它丢了。”方牧站起来，走到桌边。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一张纸。他写了三行字，把纸推给她。纸上写的是：沈文华女士工作手册五本，共页。方牧于2024年2月14日借出，三天后归还。借出人签字：方牧。方牧在最后签了自己的名字，又写了日期。然后他把笔递给她。“您也签。”他说。文嫂看着那张纸。她接了笔，弯下腰，在“沈文华女士”后面写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字不好看，最后一笔向右偏。写完她直起腰。“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方牧说，“这叫交接条。”“什么叫交接条。”“就是东西从我手里过，我得给你一张纸。”方牧说，“往后你拿着这张纸，就能找我要回来。”文嫂把那张纸折好，收进口袋。然后她把五本本子往他那边推了半寸。“拿去吧。”她说。方牧把本子装进包里。文嫂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她停住了。“方先生。”“嗯。”“你第三条说的那句话，”她说，“我再说一遍。”“您说。”“你说，从今天起，我不是一个人在办这件事了。”文嫂说。“是。”“我要问一句。”她说，“你图什么。”方牧看着她。“我不图什么。”“你不图什么，你为什么。”方牧想了一下。他本来想说，因为博尧是他兄弟。可他没说。他说的是：“因为我想记住名字。”文嫂没听懂。但她也没追问。她点了点头，拉开门，走了。方牧把包放在桌上，没急着去复印。他先做了一件事。他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把刚才在那五本本子里看到的东西，一条一条录进去。录到每月十九号那一条的时候，他停住了。他没有把它录成一条。他把它单独列出来，在前面加了三个字：九十六次。下午两点，他去复印。复印店在弄堂外面，一家小文印店，一页两毛。五本本子，一共六百四十七页。复印费一百二十九块四。老板娘一边印一边说：“这么多，你要印几份？”“两份。”“那得印到晚上。”“印吧。”老板娘印到一半，抬头看了他一眼。“小伙子，这字是谁写的？”“一个阿姨。”“写得真仔细。”“是。”方牧说，“她抄了八年。”老板娘没再说话。她把印好的那一摞往旁边推了推，推得离自己的茶杯远一点。晚上七点，方牧回到家。他把原件五本放在桌上最里面，用报纸盖好。然后他坐在灯下，开始读复印件。读到第十一年——不对，读到二〇二一年那一本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那一页，写的不是“去厂门口站了一会儿”。那一页写的是：三月十九日。去厂门口。门房老周说，厂里来了一辆车，黑色的，牌照尾号7。我没进去。我回来了。方牧盯着这两行字，看了很久。尾号7。他拿起手机，给文嫂打电话。“文嫂。”“哎。”“您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那一页，”他说，“上面写了一个车牌尾号。”电话那头静了几秒。“我写了吗。”“写了。尾号7。”“那是我记错了。”文嫂说。“什么？”“我那天没看见车。”文嫂说，“是老周跟我说的。”方牧握着手机，没说话。“老周跟我说的？”他说。“是。”文嫂说，“他说那天厂里来了一辆黑车，他记着尾号。他说他年纪大了，怕忘了，就跟我说了，让我记上。”“他让您记上。”“他说我记性好。”文嫂说，“他说他记不住，我记。”方牧挂了电话。他坐在灯下，看着桌上那五本原件——上面盖着报纸。老周说他自己记不住。可他把尾号告诉了文嫂，让文嫂记下来。八年前那个晚上，他站在门口，看清了那辆车的尾号是7。他没说。他让一个不识多少字的女人替他记了八年。方牧拿起外套，出门。他走到弄堂口的时候，箱子上的数字是：82201544他在弄堂口站了一会儿，没往厂里走。他掏出手机，给老周发了一条消息。消息只有一句：周师傅，尾号7。那边过了很久才回。回的是一条语音，六十秒。方牧点开。老周的声音很哑，开头先清了清嗓子。“方先生，这个事，我明天跟你说。”“明天你带盒子来。”“我不在传达室说。”“那在哪儿说。”老周在那头顿了一下。“二号车间门口。”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