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师傅的铺子在弄堂后头那条街上，十平米，卷帘门拉到一半。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蹲在地上拆一台旧电机，听见外面有人喊他的名字。“吴建国。”他抬头。门口站着三个人。都是润丰的。一个是车间里的老李。五十六，跟他同一年进厂。一个是仓库的老太太，姓陈。还有一个他不认识。年轻，二十几岁。穿着厂里的旧工装。“干嘛。”吴师傅说。老李走进来。铺子小，三个人站着就满了。“吴建国，”老李说，“你把那份东西交出去了。”吴师傅的手停了一下。他没站起来，蹲在地上，抬头看着老李。“交什么。”“检修记录。”老李说，“真的那份。”“谁说的。”“厂里都知道了。”老李说，“昨天下午传开的。说是你把它给了一个外头的人，那个人拿去做了鉴定。”吴师傅没说话。他把手里那把螺丝刀放在地上，慢慢站起来。“是我给的。”他说。铺子里静了一下。然后那个年轻的先开口了。“吴师傅，你疯了？”吴师傅看着他。“你是哪个车间的。”“三号。”年轻人说，“我去年进的。”“去年进的，”吴师傅说，“那你知道WH01是什么吗。”年轻人愣了一下。“……听说过。”“听说过。”吴师傅点点头。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我问你一句。”他说，“你去年进厂的时候，厂里多少人。”“一百七十二。”“现在呢。”“三十四。”“那你觉得，”吴师傅说，“厂是因为我一张纸变成这样的？”年轻人答不上来。老李往前走了一步。“吴建国，”他说，“我不跟你讲大道理。”“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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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师傅站起来，把卷帘门推上去。门上是一摊红漆，从上面流下来，在地上积了一小滩。地上还有一个酱油瓶，碎了。弄堂里没人。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回铺子，拿了一块抹布和一个水桶，蹲下去擦。红漆擦不掉。他擦了十分钟，手上、抹布上都是红的，门上还是一片红。他提着水桶去接水，接了三次。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是一个年轻人，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十八岁左右，个子比他高半头。“爸。”吴师傅的手抖了一下，水桶里的水晃出来一点。“你怎么来了。”“我放学路过。”年轻人说，“你这门上是什么？”“没什么。”“是漆。”“不知道谁弄的。”年轻人走过来，蹲下看了看。“爸，出什么事了。”“没事。”“你跟我说。”吴师傅把水桶放下。他把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擦了半天——手上全是红的，擦不掉。“小军，”他说，“你今年高三。”“我知道。”“还有几个月高考。”“一百一十四天。”吴师傅看着他。“你上次模拟考，年级第几。”“第十七。”“年级多少人。”“四百八。”吴师傅点了点头。“那你回去复习。”他说，“这儿的事不用你管。”“爸——”“我说回去。”年轻人站在那儿没动。他看着他爸，看着门上那摊红漆，看着地上碎的酱油瓶。“爸，”他说，“是不是因为厂里的事。”吴师傅没答。“我在学校听说了。”年轻人说，“我们班有个同学的爸爸也在润丰。他说厂里出了个吃里扒外的人。”吴师傅抬起眼。“你们班同学，”他说，“知道那个人是我吗。”“……不知道。”吴师傅“嗯”了一声。他把水桶提起来，往铺子里走。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小军。”他说。“哎。”“那个人是我。”那天晚上，吴师傅回家很晚。他家在老小区六楼。两室一厅，六十平。房子是二〇〇三年买的。那时候一平四千二。现在值三百多万。但他没打算卖。他儿子要在这儿结婚。他老婆在厨房做饭。他进门，把外套脱了，坐在沙发上。“今天怎么这么晚。”他老婆说。“铺子里忙。”他老婆从厨房探出头。“你手上怎么了。”吴师傅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有红的。“修机器弄的。”“什么机器是红的。”“油漆。”他老婆走出来，站在他面前。“吴建国。”“嗯。”“你跟我说实话。”吴师傅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手。他坐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从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号那份假记录说起。说到他签了字。说到他回家又写了一份真的。说到他把它藏在米缸底下，藏了八年。说到上个月有人来找他，他把纸拿出来了。他老婆一直没说话。等他说完，她去厨房把火关了，回来坐在他旁边。“那你现在怕什么。”她说。“我不怕。”“你就是怕。”她说，“你今天下午抽了两根烟，你平时不抽烟。”吴师傅没说话。“你怕什么。”他老婆又问了一遍。吴师傅看着地板。“我怕小军。”他说。“怕他什么。”“怕他知道。”吴师傅说，“他今年考大学。他要考出去，考到外地去。他要是知道他爸签过假字，他这辈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他老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你要是不说呢。”“不说他就不知道。”“不说，”他老婆说，“他就一辈子不知道他爸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天夜里，吴师傅躺在床上没睡。他起来，去厨房，把米缸搬开。米缸底下那个塑料袋还在——空的。纸已经拿出去了。他拿着那个空塑料袋，站在厨房里，站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从抽屉里拿出纸和笔，坐在餐桌前，写了一封信。写给谁他没想好。他写了三页。第一页写的是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让他签的字。说了什么话。他当时怎么想的。他签完以后回家怎么跟老婆说的。第二页写的是那份假记录上每一个数是假的，真的数应该是多少。第三页只写了一行：我要是早八年说，我儿子今年就不用怕了。二月十五日上午，吴师傅去了趟公证处。他在门口站了大概十分钟，没进去。后来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方先生。”“吴师傅。”“你那个东西，”吴师傅说，“要不要我本人去一趟。”“什么意思。”“你们拿着我那张纸去做鉴定，”吴师傅说，“人家会问：这是谁写的？你怎么证明？”“是。”方牧说，“我们正想跟您说这个。”“那我去。”吴师傅说。“吴师傅，”方牧说，“您要是去了，就公开了。”“我知道。”“厂里现在已经有人往您门上泼漆了。”“我知道。”“您要是去了，他们不会只泼漆。”吴师傅没说话。电话那头，方牧也没催他。过了很久，吴师傅说了一句：“方先生，我五十四了。”“我知道。”“我在这行干了三十年。”他说，“我儿子今年考大学。他考出去以后，我在这条街上，还是得活着。”“我知道。”“那你说，”吴师傅说，“我是闭嘴活着，还是说了活着。”方牧沉默了几秒。“吴师傅，”他说，“这个我不能替您选。”“我知道你不能。”吴师傅说，“我就是想有个人听我说一句。”“您说。”“我这三十年，”吴师傅说，“就明白了一件事——机器不骗人。”他停了一下。“我签了那份假字以后，八年，我修机器的时候手是抖的。”他说，“不是年纪大了抖。是我一拿起扳手，就想起我把一个数写成了一个别的数。”“什么数。”“零点五。”吴师傅说，“博尧那个数是零点五。我签的那份上写的是‘各项指标正常’。正常是一毫米。”他顿了顿。“我把零点五写成了一毫米。”方牧握着手机，站在弄堂里。“吴师傅，”他说，“您要是来，我陪您去。”“不用你陪。”“那您什么时候来。”吴师傅看着公证处的门。“明天。”他说，“明天上午九点。”“好。”“方先生。”“嗯。”“我去了以后，”吴师傅说，“能不能让我见一个人。”“谁。”“李强。”吴师傅说，“老李的儿子。”挂了电话，吴师傅把手机放回口袋。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停下，回头看了一眼公证处的大门。门是玻璃的，里面能看见几个窗口。他在门口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掏出烟，把那包烟拿出来，数了数。还剩十六根。他把烟揣回兜里，走了。那天下午，方牧去了趟吴师傅的铺子。卷帘门拉着，门上那摊红漆还在。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存进文件夹的时候，他在下面写了一行：2月14日夜。吴建国铺子。写完他停了一下，又添了一句：记住这个名字。晚上，箱子上的数字是：81160327方牧坐在桌前，把文嫂那五本本子的复印件摊开，一页一页往后读。读到二〇一六年五月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文嫂的第一页写着：五月三日，去厂里，门不让进。那是一九天以后——不对，是博尧死后七十三天。她在那时候就开始跑了。跑了八年。方牧把本子合上，靠在椅背上。他想起昨天在二号车间门口，老周说的那句话：“我这八年的灰，白擦了吗。”他现在知道答案了。没白擦。手机响了一声。是老周发来的。只有四个字：明天九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