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七日，早上七点二十。文嫂拎着布袋出门，看见弄堂口蹲着一个人。二十七八岁。羽绒服，双肩包。脚边放着一杯豆浆。豆浆已经凉了，表面结了一层皮。他看见文嫂，立刻站起来。“阿姨。”文嫂没停。“阿姨，我是——”文嫂从他旁边过去了。那人跟了两步，又停住。他站在弄堂口，站了大概十分钟，把凉了的豆浆喝了一口，又蹲了回去。七点四十，方牧出来倒垃圾。那人又站起来了。“方先生。”方牧把垃圾袋放下，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姓方。”“我蹲了三天。”那人说，“前天晚上我看见您从这个门进去，昨天早上看见您出来。我问了楼下修鞋的，修鞋的说，最近有个男的常来，姓方。”“你找我什么事。”那人把双肩包摘下来，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我先说我是谁。”他说，“我叫何斌。在一家商业新媒体做记者，做了两年半。我盯润丰这个事，盯了两个月。”方牧没接那个文件袋。“盯什么。”“清算。”何斌说，“润丰精密去年十二月停了两条线，今年一月份开始，厂里的设备一批一批往外拉。我查了工商，他们的债权人会议定在三月。我查了法院公告——没有重整申请，只有清算。”“所以呢。”“所以我想写一篇稿子。”何斌说，“我想问一下八年前那起事故。”弄堂里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铃按了两下。方牧把垃圾袋拎起来，往垃圾桶那边走了两步。何斌跟上去。“方先生。”“嗯。”“我知道您是李博尧的大学同学。”何斌说，“我也知道您前年从纽约回来。我还知道您现在替沈阿姨跑这件事。”“你还知道什么。”
何斌顿了一下。“我还知道，您在找人说话。”他说，“吴建国、周师傅，您都找过了。”方牧把垃圾袋扔进桶里。他转身看着何斌。“你蹲了三天。”“是。”“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他们，不来找你吗。”何斌张了张嘴。方牧替他答了。“因为记者不能当证据。”方牧说，“你写的东西，在法庭上一分钱不值。”何斌的脸红了一下。他不是生气，他是着急。“方先生，”他说，“我不是来当证据的。我是来把这个事讲出去的。”“讲给谁。”“讲给所有人。”何斌说，“润丰六百多个人，现在只剩三十几个。厂里的设备一台一台卖掉，卖掉的价钱比废铁高不了多少。这个事现在没人写，等清算完了，就没人知道了。”“所以你要现在写。”“对。”方牧摇了摇头。“不能写。”“为什么。”“三个理由。”方牧伸出三根手指。“您说。”“第一。”方牧说，“你现在发出去，等于替对手报时。”何斌愣了一下。“什么报时。”“他们现在不知道我们走到哪一步。”方牧说，“你一发，他们全知道了。”“第二呢。”“第二，”方牧说，“我们知道的东西，现在大部分还在纸上。纸在厂里，在档案室，在银行的底稿里。你一发，那些纸就会没。”“他们会烧？”“他们不会烧。”方牧说，“他们会补。补一份新的，日期往前写。补完了，那份纸就比我们的老。”何斌没说话。“第三。”方牧说。“您说。”“第三，”方牧说，“你写的是人。”何斌抬起头。“什么？”“你这篇稿子，你总要写名字。”方牧说，“沈文华、吴建国、周师傅。你把名字写出去，明天就有三个人分别去找他们。找他们的不是记者，是律师，是讨债的，是‘关心他们的好心人’。”
方牧顿了一下。“纸不会疼。”他说，“人会。”何斌站在弄堂里，手里的文件袋捏得发皱。他年轻，他不服。他憋了半天，说了一句：“方先生，那按您这么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写。”“不是不能写。”方牧说，“是现在不能写。”“那什么时候能写。”“等我把纸变成绳子。”方牧说。“什么意思。”“纸是死的，谁都能撕。”方牧说，“绳子是绞上去的，绞上去就解不开。等哪一天这些东西绞到他们脖子上了，你再写。”何斌看着他。“那一天，”他说，“我能赶上吗。”“能。”“多久。”方牧想了一下。“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答应你——那一天我第一个打电话给你。”何斌没走。他在弄堂口的台阶上坐下了。坐了大概五分钟，他忽然开口。“方先生。”“嗯。”“我不是非要写这篇。”他说，“我五年没写过那种稿子了。”方牧看着他。“哪种。”何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五年前我实习。”他说，“在一家都市报，跑社会新闻。那年夏天，有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说一个小区门口，保安把一个外卖员推倒了。”“嗯。”“我去了。”何斌说，“我到的时候人已经散了。我只拍到一段，是保安站在那儿，手在挥。我没拍到前面。”方牧没说话。“我回去写了。”何斌说，“我写的是‘小区保安粗暴驱赶外卖员’。我用了‘粗暴’两个字。”“视频里能看出来？”“看不出来。”何斌说，“我就是那么觉得。”他停了一下。“稿子第二天发了，转了很多。第三天，物业把那个保安开除了。”弄堂里很静。远处有人在喊孩子。何斌还是低着头。“那个保安姓王，四十七岁。”他说，“他老婆在医院做护工，他儿子那年高二。”“后来呢。”“后来我去看过。”何斌说，“半年以后，我打听到他在另一个小区看车棚，一个月两千二。我开车过去，车停在马路对面。”“你下车了吗。”“没有。”何斌说，“我坐在车里，坐了四十分钟，然后开走了。”他的声音低下去。“他老婆跟他离婚了。”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稿子。我不敢问。”方牧在他旁边站着。站了很久。“那你现在。”他说。“我每个月给他转五百块。”何斌说，“转了两年。”“他知道是你吗。”何斌摇头。“我用的是一个不署名的号。”他说，“我不敢署。我要是署了名，我就得跟他说我是谁。我要是说了，他要是问我一句‘你当初为什么不核实’，我答不上来。”他把头抬起来。眼睛是红的。“方先生，”他说，“我这五年，每一篇稿子我都核三遍。核到最后一遍，我自己都不想发了。”“为什么。”“因为我怕。”他说，“我怕我又害一个人。”方牧伸手，把他手里那个文件袋拿过来。他打开，抽出一沓纸。是一份资产评估报告的复印件。封面：上海润丰精密制造厂资产评估报告出具机构：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方牧翻了两页。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又往后翻。何斌在旁边看着。“这份是公开的。”他说，“清算公告的附件里能下到。我打印了一份。”方牧没抬头。“你看了几遍。”“三遍。”何斌说，“我没看出问题。我看不懂那些折旧。”“看不懂就对了。”方牧说，“这份先放我这儿。”“您要看多久。”“不知道。”方牧说，“可能很久。”他把报告装回文件袋，夹在腋下。要走的时候，他停住了。“何斌。”“哎。”“你帮个忙。”何斌站起来。“您说。”方牧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去。是一盘录音带。老式的，塑料壳发黄，标签上没写字。何斌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这是……”“博尧的东西。”方牧说，“一九九几年的带子。”“您要我做什么。”“你去找一台能放这个的机器。”方牧说，“越老越好。”“什么牌子都行？”“只要能转就行。”方牧说，“有一条——不要带USB的那种，不要能往电脑上拷的。”何斌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一拷，就是一份新的复制件。”方牧说，“往后有人问你这份从哪儿来的，你说不清。”何斌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他点头。“我懂了。”“旧货市场有吗。”“有。”何斌说，“虬江路。我认识一个老板，他那儿有一屋子。”“多少钱都行。”方牧说，“今天就要。”“我下午就去。”何斌走了两步，又回头。“方先生。”“嗯。”“这带子里是什么。”方牧站在弄堂口，看着他。“是一段被剪掉的声音。”何斌愣住了。“剪掉了，”他说，“还能找回来？”“剪的人以为剪掉就没了。”方牧说。“那要是找不回来呢。”“那就找不回来。”方牧说，“但至少我们知道，有人剪过。”何斌走了。方牧回到屋子，把那份恒信报告的复印件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看。看到第四页的时候，他在“成新率”那一行停住了。设备成新率：92他在这一行下面画了一道线。然后在旁边写了两个字：第一个。那天晚上，他在白板上最下面添了一行。何斌。稿子压住。写完他站在白板前看了一会儿。他又添了一句。他欠一个人的。让他还。箱子上的数字是：77043812方牧关灯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是何斌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台灰色的老式收录机。塑料壳上有一道裂。边上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一百八，不还价。方牧回了一个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