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嫂第二天五点半就醒了。不是闹钟。是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博尧蹲在门口系鞋带，系了一遍，拆开，又系一遍。她想喊他，喊不出声。她起来，先看桌上的箱子。86194311比昨天少了一天不到。她站在那儿看了十几秒，把箱子挪到窗台边上——那儿亮，也冷。她想不出为什么觉得冷点好，就是觉得该这么放。然后她去烧水、擦桌子、给薄荷浇水。做完这些，天刚亮。六点二十，她下楼倒垃圾。弄堂口的门房亮着灯。老周坐在里头，一只手捧着搪瓷缸子，另一只手在翻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他是润丰的门卫，六十岁，在这条弄堂尽头的厂里干了三十七年。“文华，这么早。”“睡不着。”老周“嗯”了一声，把缸子放下。“昨儿晚上，”他说，“有个男的上你家了？”“嗯。”“开的小车，灰的。”“嗯。”老周没再问。他把登记簿翻过去一页，笔尖在纸上点了点，没落下去。“文华。”“哎。”“我多一句嘴。”老周说，“厂里现在这个样子，你别沾。”文嫂看着他。“周叔，你怕什么。”老周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凉了，他没说话。过了半晌他说：“我不怕。我就是……我这把年纪，我儿子在成都，三年没回来过年了。”他把缸子放下，“你别笑我。”“我不笑你。”“我就是想安安稳稳到我退。”老周说，“多看一眼少看一眼的事，我看了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我最明白的一件事是——厂里的事，轮不到我们说话。”文嫂点点头。“我知道了。”她说。她拎着垃圾往回走。走了两步，老周在后面又喊了一声。“文华。”“哎。”
“那盆薄荷，”老周说，“你别老浇水。冬天它睡觉。”文嫂“嗯”了一声。她知道老周说的是薄荷，也知道他说的不是薄荷。上午九点，方牧来了。他带了两样东西：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牛皮纸袋。“昨天那八样，我带来了。”他把纸袋放在桌上，一样一样往外拿。一件装在塑料袋里的线头，灰蓝色，一小截，两厘米。一本蓝皮的册子，边角卷了，封面上用铅笔写着“WH01”。一盘老式录音带，标签上没写字。一沓纸，第一页抬头印着“资产清算清单”。一个银色的U盘，外壳上贴着一张胶带，胶带上写着一个歪歪扭扭的“V7”。一份装订好的报告，封面是“上海润丰精密制造厂资产评估报告”，出具机构：恒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一份合同，甲方乙方都盖了章，骑缝章缺了一角。方牧把它们一字排开。“这八样，我找了八年。”他说，“线头是从他工装上拆下来的，你给了我；册子是厂里废弃物资清出来的时候，一个老技工偷偷塞给我的；录音带是他寄给我的；清算清单和报告，是我从公开渠道调的；合同是我从工商档案里调的；V7——”他拿起那个U盘。“V7是他自己的东西。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他把这个U盘和这个箱子一起寄到了纽约。”“为什么不一起寄给你。”“分了两趟。”方牧说，“U盘走的快递，箱子走的货运。他怕的是同一条路上出事。”文嫂把那八样看了一遍。“我不懂这些。”她说。“不用懂。”方牧把笔记本电脑打开，接上箱子，“你只要知道一件事——这盒子里存的东西，要用这八样去开，一样一关。少一样，它不开。”“为什么这么弄。”“因为密码可以拷，指纹可以仿，人脸可以骗。”方牧说，“他用的是最笨的办法——让开箱这件事，必须回到八件实物的跟前。谁拿走了那八样，谁才开得了。”
他把第一件东西放上去。线头。方牧把它放进箱子左侧一个凹槽里。凹槽不大，底下是一个小灯。灯亮了，绿。屏幕上第一格变绿。19文嫂看着那一格。“它怎么认的。”“纤维。”方牧说，“这盒子里存着这根线的显微图像。一样的线，一样的捻度，一样的褪色程度。他八年前就存好了。”第二样，册子。方牧翻开到某一页，把那一页摊平，压在箱面的一块玻璃下。玻璃底下有光扫过。29第三样，录音带。方牧把它插进箱子侧面的一个仓口。机器转了三秒，停了。39第四样，清算清单。方牧抽出其中一页，那一页右下角有一个手写的编号。他把编号输进去。49第五样，U盘。方牧插上，屏幕上跳出一行小字——硬件钱包已识别。59第六样，报告。这回不是整份，是报告最后一页的一个签名。方牧把那一页拍了照，箱子的镜头扫了一遍。69第七样，合同。方牧翻到骑缝章那一页。79第八样——方牧停住了。“第八样是什么。”文嫂问。方牧看着桌上剩下那样东西。是一份设备检修记录。很薄，三页，复印件。“这是我从厂里档案室调出来的。”他说，“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WH01的一次检修记录。上面有两个签名。”他把纸推过来。文嫂看不懂那些字，但她认得出签名那一栏。第一个签名是李博尧。第二个签名，笔画很硬，姓吴。“这份记录有问题。”方牧说，“记录上写的是‘本次检修完成，各项指标正常’。可是同一台设备，在二月十九日出了压人事故。中间只隔了一个月。”“那说明什么。”“说明要么这份记录是假的，要么事故另有原因。”方牧说，“博尧要的就是这个——两份纸打架，打架的地方就是真话。”他把检修记录放上去。89屏幕上的格子，八格绿。第九格，红。方牧的手停在半空。“第九样。”他说。文嫂低头看自己的手。围巾还绕在脖子上。“你说清单上写着‘围’。”她说。“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我知道它是什么。”方牧说，“我不知道它在哪儿。”文嫂没动。“我这条，”她说，“二〇〇四年冬天买的。那年在纺织厂食堂打工，每天骑四十分钟自行车。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一直咳，咳了三个月。他买了这条，十九块。”她顿了一下。“我戴了二十年。”方牧看着她。“沈文华。”他说，“这个盒子要的不是围巾。”“那要什么。”“要一件他碰过的、只有你有的东西。”方牧说，“具体是什么，我不知道。清单上只有一个字。”文嫂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雪停了。弄堂里有人在喊孩子起床上学。“要是我戴上去，”她说，“它开了，会怎么样。”“里面存的东西会出来。”“出来了以后呢。”“出来了以后，”方牧说，“这件事就再也压不住了。”屋里静下来。文嫂伸手，摸了摸脖子上的围巾。她摸到边上有一处，比别的地方厚一点。她愣了一下。那天晚上，她把围巾摘下来，摊在桌上，一寸一寸摸。摸到右边，离边大概二十厘米的地方，她停住了。那一处的针脚和别的不一样。不是织的时候留下的，是后来补上去的。补得很细，线头和原来的几乎一个色，不仔细摸摸不出来。她拿剪刀，挑开那一处。里面不是棉花。是一个很小很硬的方块，用塑料袋裹着，缝在夹层里。文嫂把它取出来。塑料袋上，有博尧的字。铅笔写的，很小，一笔一画：第九样。要是有人问你要，你别给。她坐在灯下，拿着那个小方块，坐到很晚。十一点，她给方牧打了个电话。“我找到了。”她说。电话那头，方牧沉默了两秒。“我马上来。”“明天吧。”文嫂说。“为什么明天。”文嫂看着桌上那个箱子。“我今天晚上，”她说，“想自己看一眼。”挂了电话，她把小方块握在手心里。它是凉的。她想起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早上，博尧蹲在门口给小宝系鞋带。系了一遍，拆开，又系了一遍。他那时候，已经把东西缝进去了。他蹲在那儿的时候，想的不是今天要加班。他想的是——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了，还有人能从里头拿出来。文嫂把围巾重新绕回脖子上。然后她拿起那个本子，翻到今天这一页。她写：二月十日。找到了。写完她停了一下，又在后面添了一句：他说别给。那我就不给。同一天晚上，很远的一间屋子里。一个人把电话放下，对坐在对面的人说了一句：“她家里今天来了个男的，提着一个箱子。”“什么箱子。”“不知道。灰的，铁。”对面那个人想了想。“查一下。”他说，“查她最近见了谁。”“要是查不出来呢。”那个人把手里的烟按灭。“查不出来，”他说，“就让她自己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