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年三月，博尧死了第二十七天。那天下午，厂里人事科的一个年轻人把老周叫去了。年轻人姓什么，老周忘了。只记得三十出头。穿一件很挺的白衬衫。说话前先笑。“周师傅，坐。”老周坐了。“厂里现在这个情况，您也看到了。”“看到了。”“您这个年纪，”年轻人说，“车间里的活，肯定干不动了吧。”老周那年五十二。他在车间站了三十年。站到最后一年，腰椎间盘突出。蹲下去要扶着东西才起得来。他没说话。“两个选择。”年轻人把一张纸推过来，“第一个，内退。按工龄算，一个月一千八百六，医保接着交，到六十岁办正式退休。”“第二个呢。”“第二个，去门口。”年轻人说，“传达室。一个月两千四，就是得倒班，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晚班两点到十点。”老周看着那张纸。“我五十二。”“是。”“我还能干十年。”年轻人笑了一下，没接话。“周师傅，我不是跟您过不去。”他说，“是厂里现在这个样子，车间开不了几条线。您留着，也是站着。”老周把纸拿起来看了看。一千八百六，两千四。差五百四。他老伴那时候已经查出来了，肺上那个结节，医生说要观察，半年做一次CT。一次CT四百三。他心里算了三秒。“我去门口。”他说。年轻人显然松了口气。他把另一张纸推过来。“那您签个字。”老周拿笔，手停住了。“我有个问题。”他说。“您问。”“博尧那事，”老周说，“厂里怎么说的。”年轻人的笑收了一点。“违章操作，意外启动。”他说，“这个结论下来了。”“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老周说，“我进过多少次二号车间，我数不清。我从来没见过那台机器自己启动。”
“周师傅，这个由专业部门认定。”“我就是专业的。”年轻人没说话。他把笔帽扣上了。“周师傅，”他说，“您这话我听见了，我记着。可我得跟您说一句——结论下来了，就得认。您要是不认，您这三十年在厂里的名声，就全搭进去了。”老周看着他。“名声。”他说。“是。”老周笑了一下。他把手里的笔放下，站起来。“那我问最后一句。”他说，“我要是签了这个字，去看大门，我还能不能进二号车间。”年轻人愣了一下。“传达室不管车间。”“我知道不管。”老周说，“我就问，我能不能进。”年轻人想了想。“能。”他说，“没人拦您。可车间封了。”“封了也能进。”“……能。”老周把笔拿起来，签了字。他去看大门，不是因为那五百四。是因为门口能看见。传达室在厂门口正中。玻璃窗对着那条主通道。所有进出的车，所有进出的人，都得从他窗前过。谁什么时候来，谁什么时候走，谁跟谁一起走。他坐在那儿。一本本子，一支笔。全记得下来。车间封了不封，那是别人说的。门是他看的。第一个月，他记了四百二十六条。第二个月，四百一十一条。第三个月，三百八十条——人少了。开头两年很难熬。最难熬的不是累，是叫人。以前他带过的徒弟，有的现在是车间主任，有的自己开厂了。他们开车进出，摇下窗，喊一声“周师傅”。喊得都很客气。有时候还会递根烟。老周接，也回话。可他每次听见那声“周师傅”，心里都像被人拿指甲刮了一下。
不是他们不尊重他。是他们喊得太自然了。就像他天生就该坐在这间屋子里，天生就该摊开一本本子，天生就该记谁几点进来几点出去。有一回，一个他带过的徒弟开车进来。摇下窗喊他。然后从车后座拿了两盒茶叶递进来。老周说：“不要。”“周师傅，一点点意思。”“我说不要。”徒弟愣住了，把茶叶收回去，摇上车窗走了。老周坐在窗里头，抽了那天的第五根烟。抽完，他打开本子，把那辆车的进出时间记了一遍。他记了八年。他也想过走。二〇一八年，他老伴肺上那个结节确认是良性的。那天他回家，坐在床边，跟老伴说了句：“要不我不干了。”老伴说：“不干你干什么。”“我五十四，还能干。”“你去哪儿干。”老周答不上来。老伴说：“你在厂里干了三十年，除了机床你还会什么。”老周说：“我会看门。”老伴看了他一会儿，没说话。那天晚上他没睡。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他照常到传达室，照常给那盆薄荷浇水。二〇一九年，厂里改制，名字改成“润丰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改完名的第二个月，人事科那个年轻人又来找他。这回不是叫他去了，是在门口跟他说的。“周师傅，厂里现在要搞数字化，传达室准备上闸机。”“什么叫闸机。”“就是刷卡进出，不用你记了。”老周“哦”了一声。“那我干什么。”“您还是看传达室。”年轻人说，“就是本子不用记了。”老周点点头。闸机装了一个月。装完第一天，老周试着刷了一次卡，闸机开了。第二天，他还是把本子摊开了。有人问他：“周师傅，都刷卡了，你还记什么。”老周说：“闸机记的是卡。我记的是人。”那人不明白。老周也没解释。他记得有一年，有个人连续十一天没刷卡进厂，可他天天在厂里。闸机上没有，老周本子上有。现在，二〇二四年二月十一日。老周在传达室坐了八年。这八年里，厂里的人从四百多变成三十四。这八年里，他记了七本登记簿。七本都在他抽屉里，锁着。钥匙挂在他裤腰上。这八年里，他抽了大约一万四千根烟。一天五根。一年一千八百二十五根。八年一万四千六。他算过。他今年六十。按规矩，男的六十岁退休。他生日是十二月十九，还有十个月。厂里没人跟他提退休的事。因为厂里现在只剩三十四个人，没人来接这个班。那天下午，老周做了一件事。他把抽屉里那七本登记簿拿出来，摊在桌上。从第一本翻起。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页上，二月十九日，早上七点，进厂的人里有李博尧。名字后面有个签名，是博尧自己签的。那时候还没上闸机，进出都要签字。老周的手指按在那个签名上。签名下面，是出厂那一栏。空的。博尧那天没有出厂。老周把七本本子一本一本翻过去，翻到最后一本，翻到今天这一页。三十一个人。他把七本本子摞好，抱在怀里，起身，走到传达室外面。外面在下雨，二月的雨，很细。他抱着本子站在雨里，站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回屋，把本子放回抽屉，重新锁上。他没带走。晚上八点，方牧又来了。这回他没站在门口，他进了屋。屋子小，两个人站着，肩膀几乎碰着。老周给他倒了杯水，杯子是搪瓷的，跟那盆一个花色。“周师傅，”方牧说，“我今天不是来问您人的。”“那你问什么。”“我问一样东西。”方牧说，“您这八年记的登记簿。”老周的手停了一下。“你要那个干什么。”“我要看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九日那一页，前后一个月。”老周没说话。他把水杯往方牧那边推了推，自己坐下。“方先生。”“您说。”“我记了八年。”老周说，“我要是给你，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您认了。”“不是认了。”老周说，“是我这八年没白坐。”方牧等着。“我这八年，”老周说，“天天有人跟我说——周师傅，您歇着吧，不用记了。闸机有，监控有，您记它干什么。”他抬起头。“我记，是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会有人来问。”“那您给吗。”老周把手放在抽屉上。钥匙就在他裤腰上挂着。他坐着没动，坐了很久。窗外的雨细得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给。”他说。他把抽屉打开，把七本本子一本一本拿出来，放在桌上。方牧一本一本翻。翻到二〇一六年二月那一本的时候，他停住了。老周在旁边看着他。“你看什么。”老周说。方牧把本子转过来，指着二月十九日那一页。“周师傅，”他说，“这一页上，进厂的人里有李博尧。出厂那一栏是空的。”“是。”“那您记的这些，”方牧指着下面几行，“二月十九日下午，还有五个人进厂。这五个人是谁。”老周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我只记得三个。”他说。“哪三个。”老周伸手，在纸上点了三下。“这个是我。这个是厂办的小刘。这个是——”他停住了。“这个是谁。”方牧说。老周把手收回来。“这个，”他说，“我不敢认。”方牧走的时候是九点四十。老周送他到门口。“周师傅。”“嗯。”“您说不敢认。”方牧说，“是怕认错人，还是怕认对了人。”老周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雨还在下。他没有马上答。他转过身，走回窗前。窗台上摆着一只搪瓷盆。盆边上压着一块玻璃。玻璃底下是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卷了一点。照片上的人二十三岁，站在厂门口。胸前一朵大红花。脸绷得很紧。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老周伸出手指，在玻璃上按了一下。按在那朵红花上。他的手指很粗。指关节有点变形。指甲缝里是黑的，洗不掉。他按了大概三秒钟。然后把手收回来。“我五十二那年，”他说，“人事科那个年轻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结论下来了，就得认。”老周说，“我要是不认，我三十年的名声就全搭进去了。”他顿了顿。“我今年六十了。”他说，“我这三十年的名声，还剩十个月。”方牧没说话。老周把袖子里的手抽出来，拍了拍门框。“你明天来。”他说。“来干什么。”“明天我告诉你那个人是谁。”老周说，“你把你那个盒子带来。”方牧走了。老周关上门，坐回窗前。他把今天第五根烟点上，抽了一口，又摁灭了。今天只抽了四根半。他打开本子，翻到今天这一页。写：二月十一日。三十一人。方先生来了两趟。写完他停了一下。他又添了一行：明天说。那天夜里，老周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二〇一四年夏天。博尧把那盆薄荷搬到传达室窗台上。那时候跟他说过一句话。他当时没在意。现在他忽然想起来了。博尧说的是：“周叔，你要是哪天看见点什么，你别当场说。你记下来。”老周当时问他：“记下来干什么。”博尧说：“记下来，它就在纸上了。纸上的东西，比嘴里的活得久。”老周睁开眼，看着天花板。窗外厂门口那盏路灯，把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细线。他躺了很久，才翻身睡去。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二十三岁，站在厂门口。胸前戴着大红花。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脸绷得很紧。照片咔嚓一响。他就再也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