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入夜以后下大的。
立冬还有几天。临江城却象夏天一样，下了一场雷雨。雷在东边滚了一阵，后来就只剩下雨。雨打在筒子楼的铁皮棚上，打在楼道的蜂窝煤上，响成一片。巷口的积水漫上了马路牙子，哗哗地往阴沟里灌。
城里十点以后就没有人了。录像厅的门帘子拉了下来，台球厅的灯也灭了。只有雨，把整座城洗得只剩一层铁皮似的声响。
任守义九点半就躺下了。退休的人，睡得早。
睡前他听了一会儿中波广播。海湾那边的事，播音员念地名，念得字正腔圆。他关了，躺下。雨声从窗户缝里挤进来，一下，一下。
十一点二十五分，电话响了。
他摸黑起来，磕了一下床沿，趿着鞋走到五斗柜边，拿起话筒。
“老任？我，小周。值班室的。吵您觉了。“
“说。“
“刚才，十一点十七分，值班室来了个电话。“小周的声音压着，“我接起来，喂了两声，没人应。我以为是串线，正要挂——“
“听见了什么。“
“听见有声音。咚——当——，两下。像敲钟，又不全象。闷得很，哑得很。像拿湿布捂着，敲一只铁皮桶。我喊了两声，那边咔嗒一声，挂了。“
任守义没说话。他把话筒夹在肩上，摸烟。飞马牌，两毛八涨到四毛五，抽了三十年，没换过牌子。火柴划了三下才着。
“赵所长让邮电局查了。“小周说，“半夜三更的，机房的人起来慢。说是钟楼西南角那部投币电话打的。投了两个五分。没说话，就挂了。“
“就那两声钟？“
“就那两声钟。我学不来那个声。就是——当——当——，闷闷的，一下一下，敲在我心上。“
“赵所长说，这事邪性。“小周又说，“大半夜的，钟楼底下，投了币，不说话，就听那两声钟。“
任守义吸了一口烟。烟头在黑暗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
象有一根线，在不知道什么地方，轻轻扯了一下。
他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
“钟楼的钟，雨天也闷。“他说。
“不是钟楼的钟。“小周说，“比那哑。比那钝。我听着，心里发毛。“
“……“
“老任，您在刑侦队那会儿，钟楼那片，有没有办过什么案子？赵所长说，让我问问您。“
“没有。“
“那，这电话——“
“没内容就没内容。“任守义说，“记在日志上。“
“记了。“小周说，“写的是，无内容报警。“
“恩。“
“局里老人都念您。“小周说，“赵所长说，您要在，这种事就有人拿主意了。“
“我退休了。“
“那，您歇着。吵您觉了。“
“恩。“
电话挂了。任守义把话筒放回去，站在原地，没动。
烟在指间烧着，灰落下来，他也不掸。
屋里黑着。窗外的雨声又密又匀。熊猫牌黑白电视在五斗柜上，黑着屏，象一块安静的砖。五斗柜上只搁着他的烟、他的火柴、他的茶缸——一个人的东西，摆不满半个柜面。白天的报纸压在茶缸底下，头版是海湾那边的事，那些地名离这座城太远，远得象另一个世界。
他站了一会儿，走回卧室，躺下。
睡不着。
筒子楼隔音不好。楼上人家的蜂窝煤炉子压着火，铁皮烟囱里噼啪响了一声。楼下有人咳嗽，咳了几声，又没了。
他在黑暗里想：那个电话。谁打的。打给谁。想了半天，没有答案。
后来，钟楼响了。
十二点整。十二下。
每一下都闷，像从水底下传上来的。他闭着眼，一下一下书着：一、二、三……十二。
雨那么大，钟声还是透了过来。
钟声落下去，雨声又满上来。密密的，匀匀的。
这声音，耳熟。
他说不上来，哪里耳熟。
他坐起来，摸了一根烟，点着。走到窗边，站着。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雨。钟楼在东正街西头，隔着一公里，他当然看不见。可他听得见。
这城里的钟，他听了三十年。雨天的闷，雾天的钝，晴天的清越，他分得出来。可今夜，他在那闷声里听出了别的东西——一点熟，像隔年的旧帐，翻开来，认得，又记不得是哪一笔。
他说不上来。
烟抽到一半，他把脸埋进枕头，重新躺下。脑子里那些东西，不作数。他这么告诉自己。
凌晨两点出头，电话又响了。
他翻身起来，接。
“老任。“小周的声音有点紧，“机械厂出事了。“
“说。“
“仓库里死了一个人。厂里的老会计，姓王，王本善。六十五了。“小周说，“更夫一点四十发现的。赵所长说，您要是方便，去看一眼。“
“我一个退休的。“
“赵所长说，这种事，得先有双老眼睛。“小周顿了顿，“车我开过去接您。对了，邮电局回话了——就是钟楼西南角那部投币电话，投了两个五分。“
任守义没应声。他放下电话，穿衣服。
白的确良衬衫，蓝灰中山装，扣子只扣下面两颗。军绿雨衣往身上一披，虎头牌手电筒揣进兜里。腰上钥匙串响了一声——最里头那把旧铜钥匙，挂了多少年了，打不开任何锁，他也不记得是哪来的。
下楼。楼道转角，他的永久二八靠在墙边，车座上蒙着一块塑料布。他侧着身子过去。
楼下停着局里那台BJ212。帆布篷，雨打在篷布上，响得厉害。小周坐在驾驶座上，半个肩膀都湿了。
“老任，上车。“
“恩。“
“您退了这一年，身体还行吧？“
“恩。“
“局里老人都念您。“
任守义没接话。车从东正街出去，过钟楼十字口。雨打在篷布上，车里只有刮雨器的声音，咯吱，咯吱。
雨里的钟楼黑黢黢地戳在十字口正中。青砖塔身，铁皮包木的尖顶，四层，民国十六年建的。南面的指针还走着，东面的也走着。十点以后钟楼的灯就熄了，只剩那两个钟面，在雨里泛着一点白。砖缝里的青笞让雨泡得发黑，顺着墙角淌水。底层拱形门洞里，停着两辆自行车，让雨浇着。
西南角，钟桥桥头，那部公用电话亭立在雨里。
铁皮绿漆。玻璃上贴满了油印纸条——疏通下水道，家教，治脚气。亭里灯亮着，昏黄昏黄的。这盏灯是长明的，雨夜里看过去，象一只独眼。雨顺着玻璃往下流，纸条上的字洇成一片。
任守义隔着雨看了它一眼。
没说话。
过铁路道口的时候，一列货车正从南边过来，汽笛拉了一声，声音让雨泡得发闷。栏杆放下，BJ212停在雨里等着，雨水顺着挡风玻璃往下淌，刮雨器咯吱咯吱地响。车厢一节一节从雨里驶过去，数了二十几节，才过完。
车过铁路道口，再往南。机械厂的大门敞着，门卫室的灯亮着。厂门口的宣传栏让雨浇着，《关于企业改制的通知》贴在上头，旁边是待岗名单，纸边卷了起来，一行一行的名字让雨泡着。
更夫老郑在门卫室里等。五十多岁，披一件旧棉袄，袖口磨得发亮。
“任队。“他叫。
“走。“
老郑打着手电带路。厂区里黑，雨大，路边的齿轮箱、翻斗车让雨淋成一片铁色。走到东北角，仓库到了。
青砖墙，铁皮顶。门虚掩着，门缝里漏出一线光。
“一点四十，我巡到这儿。“老郑说，“门虚掩着，灯亮着。我进去一看，王会计倒在门里两步远。我没敢动，跑回门卫室打的电话。34217。“
“认得他？“
“认得。铁算盘嘛。算盘打得响，嘴闭得紧。退下来两年了，盘库，又把他请回来。“
任守义站在门口，没急着进。
他先看了看门。铁皮包的门，门鼻子上的挂锁是开着的，锁环搭在扣上，没扣。地上的钥匙——一串三把，一把大号的挂锁钥匙，两把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