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小了些。还是冷。
立冬过去五天了。天晴，太阳薄薄的，照在楼顶，没有多少热乎气。梧桐叶子落得差不多了，树顶光着，枝桠在风里立着，一声不响。
七点，任守义醒了。他躺了一会儿，听楼下的动静。星期一。早点摊的铲子碰锅沿的声音，一响一响。
他起来。泡茶。搪瓷缸，白底红字，一个“奖“字，茶垢一指厚。浓茶灌下去，人还是木的。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叶子又黄了一截。他没管。
他在屋里站了一会儿。
去，还是不去。
他答应了老周。答应的事，得算数。
穿衣。白的确良衬衫，蓝灰中山装。天冷，加之灰呢子大衣，肘部有补丁，针脚密——他自己缝的。一盒飞马，一盒火柴，装进兜里。小本子揣进内兜，摸了两下，才揣好。钥匙串挂上腰。
出门前，他又站了一会儿。
苏玉堂。他在心里把这三个字过了一遍。十年前，他放走的那个人。
他摸出本子，翻到折角那一页。
。意外。都是厂里的人。
他看了一会儿。合上，揣好。
去。
下楼。楼道里蜂窝煤码到膝盖高，他侧着身子过去。风灌进来，冷。
早点摊支着。摊主看见他：“任队，今儿不上班？“
“恩。“
“难得见您溜达。“
他没接话，走过去。
东正街往西。十一点多的太阳，薄薄的，影子短短的。中午下班的人多起来，自行车一辆接一辆，铝饭盒叮当响。
走到钟楼十字口，他停了一下，抬头。
大钟的指针清清楚楚。天晴，塔身的青笞晒得发干，藤蔓垂着。他摸出表，看了一眼——十一点四十七。再看大钟，十一点四十三。
慢四分。还是慢四分。
他揣起表，往北大街拐。
北大街。老城的骑楼街。廊柱一排排立着，日头从廊檐上斜下来，半明半暗。铺面都开着：布店，杂货铺，酱园。屋檐下晾着咸鱼，一股咸腥气。骑楼下摆着棋摊，几个老头围着看。
他走得不快。
临江饭店在街的北头，快到江边了。三层楼，门脸不大，招牌是解放前的字，漆皮剥落了一半。门口停着两辆自行车。
他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二楼。窗帘拉着，有说话声和笑声传下来。
他推门进去。一楼大厅，几张桌子，坐的人不多。柜台后头的老头抬头：“找人？“
“二楼。“
“苏老板的包间。“老头说，“楼上呢。“
“恩。“
他往楼梯走。木楼梯，踩上去吱呀响。扶手磨得发亮，包了浆。
二楼。走廊尽头一间包间，门开着。说话声、笑声、杯盘声，一股热乎气扑出来。
老周站在门口，看见他，大嗓门：“老任！就等你了！“
“恩。“
“你可是压轴的！“老周拉他进门，“来来来，老同学们，看看谁来了！“
屋里一张圆桌，白桌布，转盘上已经摆了一圈菜。口子窖的酒瓶立着，搪瓷茶壶冒着热气。坐了三个人，都站起来——刘本立，郑永年，蔡广田。当年的老同学、老同事。
“老任！“
“任队！“
“稀客稀客！“
任守义点了点头：“恩。“
靠窗的位子上，一个人站起来。
深色条纹西装，白衬衫，暗红底金花纹的领带。头发向后梳，油亮。金丝边眼镜，镜片干净。面色红润——本地人的脸色都带点潮气，他不是。
苏玉堂。
他走过来，步子带着点南洋商人的圆滑，皮鞋锃亮。他没握手，直接拍上任守义的肩膀，拍了三下。
“老同学，十年不见。你这烟，抽得比以前还凶。
任守义看着他。十年。这个人胖了，白了，眼镜换了。笑的样子没变——眼睛先眯，嘴后咧。
“恩。“
“坐坐坐！“苏玉堂拉他入座，“今天你做主宾！“
“老周做主。“
“哈哈，老周做张罗，你做主宾！“苏玉堂笑着，从兜里摸出一盒烟——软盒红塔山，散了一圈。散到任守义跟前，抽出一根递过来。
任守义接了，没点。放在桌布上，搁在碗边。
“怎么，嫌烟不好？“苏玉堂问。
“抽不惯。“
任守义摸出自己的飞马，点了一根。
苏玉堂看着他，笑了：“还抽飞马？“
“恩。“
“改改吧。“
“改不了。“
苏玉堂也不恼，自己点了一根红塔山。点烟用一只银色的打火机，甩一下，合上盖子，声音很脆。他把打火机往桌上一搁，弹了一下。
“Zippo。“老周识货，“洋货。“
“香港带的。“苏玉堂说，“用了好几年了。东西还是老的好。“
任守义没接话。他端起搪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碗茶。粗茶，热，苦。
进门的时候，靠门那面墙上挂着一面穿衣镜。任守义进来时，目光从镜面上滑过去，没停。他从不照镜子。
苏玉堂跟在他后头，走到镜前，停了一下。他把领带正了正，又理了理头发，把西装前襟抻平，才转身坐下。
任守义看见了。他没说话。
老周张罗着倒酒。口子窖，白瓷酒杯，一人一杯，满上。
“来来来，十年了，先干一个！“老周举杯。
满桌站起来。苏玉堂举杯，先看了一眼酒色，又闻了一下，才碰杯：“老同学，十年。我先干为敬。“他一口干了。
任守义抿了一口。
“老任，你还是这么喝？“老周笑。
“恩。“
“当年就这样。抿一口，跟抿药似的。“
“药也得喝。“任守义说。
满桌笑。
菜陆续上来。白切鸡，清蒸江鱼，粉蒸肉，一碟花生米。热气腾腾，白桌布上洇出一圈一圈的油印。
苏玉堂话密，快，笑声多。讲香港的楼，新加坡的街，马来西亚的锡矿。讲头一回坐飞机，晕得不行。讲香港的茶餐厅，半夜三点还有一碗云吞面。
“咱这儿呢？“郑永年问，“半夜三点，只有西北风。“
“冇问题。“苏玉堂摆摆手，“下回我带你们去。食宿我包。“
“哟，粤语都出来了！“刘本立笑。
“香港呆久了，带出来的。“苏玉堂笑着摆手，“见笑见笑。“
任守义没接话。他吃菜，喝酒，抿一口。他看苏玉堂。
这个人十年没回来。可他对在座每个人都记得清楚。
他对刘本立说：“你家老二，该上初中了吧？“
刘本立一愣：“你咋知道？“
“老周说的。“
老周正啃鸡腿，抬头：“我没说过！“
满桌笑。苏玉堂也笑：“那就是记错了。记性不好，记性不好。“
任守义没笑。他在心里过了一遍：老刘家老二，他记得。回来两天，记得比谁都清。他记得别人，别人记不清他。十年了。
老周端起酒杯，跟苏玉堂碰了一下：“说真的，当年你说走就走，那几年连封信都没有。“
“生意不等人。忙起来就忘了。“苏玉堂说，“忘了谁，也忘不了临江。这不，回来了。“
任守义听着。他想起那年冬天——空的。他记不清那几天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一件事：他放走了一个人。为什么放，怎么放的，在哪放的，想不起来。
他放下筷子。
米粉端上来。白瓷碗，汤面上浮着葱花，一撮红辣椒。
苏玉堂拿起筷子，吃了一口，停了一下，又吃了一口。
“就这一口。“他说，“想了十年。南门口的米粉，走哪儿都吃不着那个味儿。“
任守义看着那碗米粉。老周在电话里说过：点了南门口的米粉，说是惦记了十年。
惦记了十年。任守义没说话。
酒过三巡。屋里的热气上来，玻璃窗上起了一层雾。
十二点。窗外，钟楼响了。
十二下。一下，一下，一下。晴天的钟声，清越，隔着半条街和骑楼传过来，有点闷。
满桌的说话声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