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守义站在东门外。
腊月的风从巷口灌进来，带着河边的潮气。路灯亮着，黄黄的，照出一截坑洼的水泥路。院门是铁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锈。
他站了一会儿。手表显示七点五十九分。
他抬手，敲门。
铁皮的声音在巷子里传开，闷闷的，像敲在一口空缸上。里面没有动静。他又敲了一下。过了几秒，门开了。
侯援朝站在门里。
蓝布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旧棉鞋，鞋头擦得干净。头发白了大半，比三个月前在追悼会上见的，老了不止一岁。他看了任守义两秒，侧身让开。
“进来吧。”
院子里黑。只有正屋的灯亮着，从门缝漏出一条光，薄薄地铺在水泥地上。任守义跟着他走进去。院角堆着几棵白菜，用草绳捆着，冻得硬邦邦的。墙根底下立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大梁上缠着黑胶布。
屋里生着炉子。蜂窝煤烧得旺，铁皮炉身烤得发红，一进门就是一股暖烘烘的煤气味。茶几上放着两杯茶，泡好了，冒着热气——象是等了他很久。
任守义扫了一眼这间屋子。
八仙桌靠墙摆着，桌面擦得亮，漆色磨得发白。沙发椅是旧式的，人造革面，裂纹一道一道的，像干涸的河床。墙上挂着一面镜子，红木框的。镜面是亮的，框是旧的——木头上有一道水渍，干了，发黄，像很多年前谁碰洒了水，擦过，没擦净。
那面镜子，侯援朝从来不照。
墙角的座钟，三五牌的，木壳子，指针走着，嗒，嗒，嗒。走得准。侯援朝这人，喜欢一切都有准点。他的表，他的钟，他的日程，都是准的。
侯援朝在沙发椅上坐下。
“坐。”
任守义坐下来。沙发皮面发出一声闷响。他没有碰那杯茶。
“您要说什么？”
侯援朝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他看着茶杯，看了很久。
“你查了三个月了。查到了修表匠。查到了苏玉堂的表。查到了钟楼。”
任守义没有接话。
侯援朝抬起头来：“我都知道。”
任守义看着他。躲了三个月的人，连门都不开的人，现在坐在炉子边上，说“我都知道”。
“您一直知道？”
“恩。”
“那您为什么躲？”
侯援朝没有立刻回答。他低下头，看着茶杯，杯沿上有一点水渍，他用拇指擦了擦，擦不掉。
“……我怕。”
“您怕什么？”
“我怕你查到修表匠。我怕你查到钟楼。我怕你把盖子，掀开。”
任守义看着他。炉子里的煤，噼啪响了一声。
“掀开，不好吗？”
侯援朝抬起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象是怕，又象是别的，任守义说不清。
“掀开，盖子底下是什么，你不知道。”
“我知道。是帐。是死人。是十年。”
侯援朝看了他很久。炉子上的水壶开始响，细细的，像远处的哨音。他没有去管它。
他低下头。
“……你查到的，比我预想的多。”
水壶响得越来越急。侯援朝站起来，把水壶从炉子上提下来，放在地上。蒸汽还在冒，白白的，在灯光里散开。他重新坐下。
“1980年，机械厂有一笔帐，对不上。”
任守义没有动。侯援朝的声音低下去，像炉膛里的火，烧得深。
“钱守拙管财务，他发现了。他往上报，报到我这里。”
他停了一下。
“我压住了。”
“为什么？”
“因为那笔帐，牵扯市里。牵扯上面的人。压下来，钱守拙能活，上面的人能稳。”
任守义盯着他：“可钱守拙，还是死了。”
侯援朝没有接话。
屋里安静。座钟，嗒，嗒，嗒。墙上那面红木框的镜子，镜面映着灯光，亮亮的一小块。
侯援朝又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把杯子放下。
“……帐，是我让人埋的。”
任守义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了一下。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
“1980年，钟楼大修，是上面的意思。大修的钱，是那笔帐上的钱。帐，在钟楼底下——北墙底下——我让人，砌进墙根里了。
屋里一下子空了。
空得不象有人刚说过话。那句话还悬在灯底下，悬在搪瓷缸沿上，悬在两个人中间那张方桌的漆面上。任守义没动。他听见座钟在走，嗒，嗒，嗒。一声一声，象有人在暗处拿指节叩桌面。
红木的。侯援朝退休那年买的。那年他五十多岁，从局里退下来，搬进这间屋子，把这口钟摆在了靠东墙的条案上，上过两回油。此后十一年，它没差过一分。任守义小时候听他爸说过，红木这东西，沉，稳，不叫唤。可这会儿他听着那嗒嗒声，觉得钟在替他数什么。数不清。他不敢数。
侯援朝站起来。动作很慢，像腿上坠了铅。他走到五斗橱前，拉开抽屉，从最里头摸出一盒烟。任守义认得那烟——飞马。蓝壳子，两毛五一包。他戒烟戒了五年，抽屉里那盒烟一直搁着，搁得纸皮都泛了黄。侯援朝抽出一根，在烟盒上顿了顿，又顿一顿，才叼进嘴里。火柴嗤地一声，火苗蹿起来，照亮他半张脸。他点上，吸了一口，没吐。烟在肺里闷了很久，才从鼻子里慢慢出来，一丝，一丝的，像冬天的哈气。他抽得很慢，象在品什么。品一口旧年月的滋味。
任守义看他走到窗边。窗子没关严，漏进一条夜风，东门外的风，带着河腥气。路灯在底下亮着，昏黄的一团，照着一截水泥路面，空荡荡的。没有人。这个钟点，东门外不该有人。侯援朝就站在那儿，窗帘半掩着，他半边身子陷在暗处，半边让灯光勾出轮廓。他看了很久。久到手里那根烟自己烧掉了一截，烟灰弯着，没断，象一截垂死的白虫子。
“那年，”他开口了。声音低下去，低到任守义得往前倾一倾身子才接得住。“一九八〇年。钟楼大修。”他又吸一口烟，这回吐得快些。“省里来了人。带着批文来的。”他顿了顿。烟灰掉在窗台上，他没去掸。“他让我‘办’。”
任守义喉咙发紧。他知道那个“办”字什么意思。在那个年头，“办”有好多说法。办个案子，办个人，办个交代。他等着。侯援朝又看窗外，路灯底下还是空的。他象在确认什么，确认那条路上没有别人，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别的年月。“我说，钱守拙，是个人才。”他说这话时，声音里有一丝什么东西，像老木头上最后一道漆，薄薄地覆着，一碰就碎。“齐正说，人才，也得听安排。”
屋里又静了。座钟还在走。嗒。嗒。嗒。任守义觉得那声音变重了，像踩在什么人胸脯上。侯援朝把烟灰缸拉到窗台上，那只烟灰缸是白瓷的，印着红字：市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一九八三。他往里弹了弹灰，动作很轻。“我压了案子。帐，我让人埋的。就埋在那面墙根底下。”他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从井里往上提水。“我寻思，我能保住他。压下来，冷一冷，等风头过去，他还能回厂里。”
他停住了。烟烧到指根，他好象没觉着。窗外有只野猫从路灯底下窜过去，影子一斜，没了。
“可他还是死了。”侯援朝说。就这么一句。没有下文。任守义看见他那只手，搁在窗台上，指节泛白，像抓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烟还在烧。他等到烧到指根了，才低头看一眼，把烟屁股摁进烟灰缸里。一下。两下。三下。摁得很慢，很用力，象要把什么东西，连同那点火星，一起摁进灰里，摁进瓷底，摁进再也翻不出来的地方去。烟灰缸里腾起一小缕青烟，袅袅的，散了。他松开手，那截烟屁股已经扁了，贴着缸底，象一块旧伤疤。
“十一年了。”他说。声音象从很深的地方冒上来，带着土腥气。“我背着这东西。白天背着，晚上也背着。睡觉翻身，它硌着我。”他转过身来，看着任守义。灯从侧面打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