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七，年刚过完。
桥头的红灯笼还挂着，纸面被风抽得发白，穗子上的金线掉了一半。地上有鞭炮屑，红的，碎的，踩上去沙沙响。卖年画的对联摊子收了，桥栏边剩了几根竹杆，斜靠在石狮子上。走亲戚的人拎着点心匣子从桥上过，见了面拱拱手，说两句“年过得好”。
马波在摊子前站了一会儿。油布棚上积了薄灰，腊月二十九收摊时盖上的，半个月没动。他掀开油布，折好，压在棚顶横杆上。玻璃柜里的绒布底子潮了，他拿干布擦了擦，把表枕摆正。”。字是墨写的，边角让雨水洇过，笔画毛了。
搪瓷缸里的茶根是年前的，干在缸底，褐色一圈。他拿水涮了涮，倒掉，续上新茶叶，冲了水。茶叶是粗茶，叶片大，泡开了沉在缸底。他端着缸子，没喝，抬头看钟楼。
钟楼在桥东头，灰砖，四面有钟盘。八点整，钟响了。八下，一声一声，慢吞吞的，象有什么东西拖着。他书着，一声不落。第八声落下去，他把缸子放下，低头看自己手腕上的表。八点零四分。
他坐回摊子后面，打开玻璃柜，取出那块上海表。表是腊月二十三送来的，一个中年男人的，说“走不准了，一天快两分钟，你给看看”。他拆开后盖，机芯露出来，齿轮上糊了干油，发黑。他拿小刷子刷掉浮灰，把零件一件件拆下来，放在白瓷盘里。盘底垫了绒布，零件摆开，小螺丝、游丝、摆轮、擒纵叉，各有各的位置。
他拿汽油洗油泥。零件泡在汽油里，油泥化开，浑浊的，倒掉，再泡一遍。洗干净了，拿绒布吸干，一件件摆回去。装的时候手稳，镊子夹住螺丝，对准孔位，拧紧。游丝放平，摆轮装正，齿轮咬合。他给机芯上了油，油笔尖细，点在轴眼上，一滴，不多。装好后盖，上弦，表针走起来。他把它放在耳边的台面上听。走声匀，脆，一下一下，像心跳。
他拿布把表蒙子擦干净，看了看表盘。白盘，黑字，秒针细长。他把表放在玻璃柜最外格，等它走一天看看。
上午来的人不多。
一个妇女来取表，腊月二十送来的，她男人的表，梅花牌。“过年要戴的，你给修好了？”她说。
“修好了。”他从柜台里取出来，递过去，“洗了油，换了秒针。”
她接过来，凑到眼前看，又放到耳朵边听。走声脆生生的。她笑了：“还是你手艺好。多少钱？”
“两块五。”
她掏钱，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张两块的，一张五毛的，又摸出一毛的，数了数，三张票子叠在一起，递过来。“大过年的，也不还价了。马师傅，发财。”
他接了钱，没说话，点了一下头。
妇女走后，一个老头来配钥匙。钥匙是门锁上的，铜的，齿磨平了，插进锁孔里转不动。他拿钥匙坯子比了比，上了台钳，锉刀一下一下锉。铜屑落下来，细的，黄的，落在台面上。锉好了，他拿锉刀尖刮了刮齿的边缘，把钥匙递给老头：“试试。”
老头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配得好。多少钱？”
“五毛。”
老头给了钱走了。
方老板是快晌午来的。茶馆就在桥头，挂着棉帘子，门脸不大。方老板掀帘子出来，手里端着紫砂壶，走到摊子前站住。
“马师傅，过年好啊。”
“恩。”
“年过得好？”
“恩。”
方老板没走，在摊子边的马扎上坐下来。他拿壶盖拨了拨茶叶，喝了一口：“那案子，年后就结了。市里清净了。”
马波手里拿着一块表，是刚才那块上海表，他正在调快慢。他用起子拨游丝夹，转了一点，又转回来一点。没抬头。
“那个刘广才，认了。”方老板说，“年前就投了案，说是他杀的。王本善那事，了了。”
马波把表翻过来，看走时。秒针走得稳，一格一格。
“了了好。”他说。
方老板坐了一会儿，看马波修表，看他镊子夹起一颗螺丝，又放下。“你这个摊子，比我这茶馆还稳当。”他说，“过年也不歇。”
“歇了。”马波说，“腊月二十九收的，今天才出。”
“初七就出摊，够勤。”
“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
方老板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行，你忙着。下午过来喝茶。”
“恩。”
方老板走了。马波把表装好，放在柜台里。他看了一眼钟楼。钟楼上的钟盘，白色的底，黑色的针，指在十二点过几分上。他低头看看自己的表——十二点过七分。
又是四分钟。
下午人更少了。正月里，桥头除了走亲戚的，没什么人。风比上午大，把鞭炮屑吹起来，在桥面上打着旋。红灯笼在风里晃，纸面哗啦哗啦响。
马波把炉子捅了捅，火旺了些。他坐在摊子后面，从柜台最里格取出三块表。
第一块，老吴的梅花。表带是皮的，旧了，边角磨白。他拿绒布擦了擦表蒙子，看表盘。白盘，梅花标，刻度清楚。他上弦，拧了几圈，表针走起来。他把表放在台面上，让它走。
第二块，薛长贵的上海。表蒙子裂过一道缝，他换过，新的。盘面干净，刻度是罗马字。他上弦，表针走起来。他拿绒布擦表壳，擦到表耳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他记得薛长贵来修表那天，腊月里，天冷，进门先搓手。“马师傅，我这表，走慢。”他说。他没怎么说话，拆开看了看，游丝松了，校了校。薛长贵在旁边等，看他修，没话找话：“帐对上了。”他当时没接话，修好表，递过去，收了两块钱。
第三块，东家的罗马。表是老表，表盘上有一道细纹，是从前磕过的。表壳是银的，发乌了，他拿绒布擦过，亮了些。他上弦，表针走起来。三块表并排放着，秒针各走各的，一声一声。
他给三块表上了弦，又拿绒布依次擦过表蒙子，把表放回柜台最里格。格子靠里，光线暗，表针在暗处走动，看不清，但能听见。他坐下来，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茶凉了，涩。
他抬头，看钟楼。
钟楼是灰砖砌的，民国时候的楼，解放后修过一次，一九八〇年大修。那年他三十七岁，修表修了十二年。大修的时候，市里请他去校钟。钟是机械钟，铜齿轮，大摆锤，重得很。他在钟楼上待了三天，把齿轮拆下来洗油，校了摆长，调了快慢。校好了，钟走准了，分秒不差。
后来他往钟里放了一样东西。从那以后，钟就慢了一点。
四分钟。
他修了三十年表，他知道钟慢四分钟——从一九八一年，他把帐本放进钟里以后——钟，就慢了一点。不是他校得不准，是他动过钟里的东西。齿轮咬合的时候，差了一个齿，就慢一点。四分钟，不多，但一直在。
他知道为什么。他谁也没说。
风把鞭炮屑吹到摊子脚边，红的纸屑，沾了泥。他看了一眼，没动。三块表在柜台最里格走着，走声细碎，听不大清。钟楼上的钟盘，白底黑针，指在午后。
他低头，看自己手腕上的表——准的，分秒不差。
他抬头，看钟楼。那口钟，慢了四分钟。
他蹲在摊子后面，把表一块一块收进铁皮工具箱。
先收台面上摆着的——上海牌，东风牌，还有一块梅花，表带是后配的，钢的，磨得发亮。他用绒布裹了，一块一块放平，码好。表盘朝上。他做事慢，但手稳。旁边卖橙子的老孙头收摊早，推着板车过钟桥，车轱辘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响。老孙头冲他喊了句什么，鞭炮声太响，他没听清。他朝老孙头点了点头。
正月里的黄昏来得快。红灯笼在桥头亮起来，一溜儿挂过去，象一排红眼睛。有人蹲在桥栏杆边放鞭炮，噼啪几声，碎红纸落在水里，顺流漂走，贴着一层薄薄的冰碴子。他锁上工具箱。三把锁——第一把铜的，第二把铁的，第三把也是铁的，但钥匙齿纹不同。他一把一把锁，咔哒，咔哒，咔哒。间隔一样长。
他拎起工具箱，过钟桥。
茶馆门口的方老板正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