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马波把油布棚的支架从三轮车上卸下来，一根一根插进水泥地面的铁管里。风从江面过来，带着湿气。铁管口结着霜，手指碰上去，黏。
他支好棚子，把玻璃柜搬上木台。柜角磕过的地方，漆皮掉了一小块，露出底下的铁锈色。他看了一眼，没管。玻璃柜里，十二块表躺在绒布上。三块停了，九块在走。秒针各走各的，谁也不等谁。
木牌挂上去。“修表配钥匙”，六个字，刻了快三十年。去年想重新刻一块，一直没刻。字还是那一块，漆掉了两回，又描了两回。墙角那罐黑漆，盖子拧紧了，放在工具箱底下。
炉子生起来。报纸揉成团，劈柴架在上面。火柴划了一下，风大，灭了。又划一下，用手拢着。火苗顺着报纸边爬上来。他蹲着看了一会儿，等火稳了，才把搪瓷缸放上去。
水还没开。他坐在马扎上，点了一支飞马烟。烟是昨天买的，一块七。他抽了一口，把烟灰弹在脚边的铁皮罐里。铁皮罐里已经攒了半罐烟灰，还有几个火柴头。
街对面的包子铺开了门。白汽从门缝里涌出来。老板娘在里头喊了一声什么，没听清。他也没听。
钟楼响了。八下。一下一下，不紧不慢。他书着。数完了，从兜里摸出一块表。上海表。表盘上有个地方，字磨得看不清了。他拿起来，对着天光看了看。秒针在走。
他把表戴到手腕上，又摘下来。放回兜里。
玻璃柜里的表都在走。九块。他数过。每天出摊数一遍，收摊数一遍。不多不少。他坐在那里，看着柜里的表。秒针走的声音，细得很，听不见。但他知道它们在走。
有人来了。
一个老头，手里拿一块表，递过来。“走走停停，有时候一天不差，有时候慢半钟头。”马波接过来，拧开后盖。机芯上油干了，有一粒灰。他用镊子点了油，把灰挑出来。合上后盖，放在耳边听了听。
“搁这儿，下午来拿。”
老头走了。他把表放在玻璃柜左上角，记在心里。
炉子上的水开了。他冲了一缸茶。茶叶是粗的，泡开了沉在缸底。他喝了一口，放下，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块上海表。后盖。拧。
没拧开。
他停了一下。手放在后盖上，没动。然后他又拧了一次。
还是没开。
他放下表，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的皮肤起了皱，指节粗大，虎口有一道老茧，是几十年拿镊子磨出来的。他看了很久。手稳，是修表匠的命。他修了三十年表，没有他拧不开的后盖。没有。
他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掐了。把表拿起来。这一次，一次就拧开了。
后盖下面，机芯安安静静地躺着。铜色的齿轮，细密的游丝。他戴上目镜，凑近了看。游丝上有一点锈。他拿镊子尖，轻轻拨了一下。锈没掉。他又拨了一下。还是没掉。他放下镊子。
阳光落在玻璃柜上。柜里的表都在走。秒针走，分针走，时针走。他坐在摊子后面，阳光照着他的半边脸。他不动。烟在指间烧着，烟灰长了一截，掉在膝盖上。他没掸。
他想起那年的仓库。十一月的夜。冷。货架一排一排，木头的，上面堆着纸箱，落着灰。他躲在货架后面。呼吸压得很低。不敢动。门响了一声。他没有听见脚步声。他只看见一双皮鞋。
皮鞋擦得很亮。很亮。亮得能照见人影。仓库的灯没开，只有门缝漏进来的一点光。皮鞋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声音。然后门开了。风灌进来。一股冷风，夹着灰尘的气味。他缩在货架后面，手指攥着货架的边，攥得发白。
一声钟响。
很远。钟楼的钟。夜里十一点多，钟敲了一声。一声。就一声。不合时宜。他缩着，没敢动。灰尘落在他头发上。他不知道过了多久。等他再抬起头，门已经关了。皮鞋不在了。风也不在了。
他不愿想下去。他拿起镊子。游丝上的锈，他拨了一下。掉了。他把后盖合上，拧紧。放在一边。拿另一块表。这块表是石英的，换电池。他把电池取出来，看了看型号，从盒子里找了一节新的，装进去。机芯动了。秒针跳了一下，开始走。
他又坐了一会儿。缸里的茶凉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凉茶，苦。他把缸放下，拿起刚才那块上海表，放在耳边。走得好好的。滴答，滴答，滴答。他把表放回玻璃柜里。
下午三点，老头来拿表。马波把表递过去。老头接过来，放在耳边听了一会儿，点点头。“好了？”
马波“恩”了一声。
老头走了。马波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直到人拐进巷子，看不见了。他低下头，把工具箱收拾好。镊子放回原来的位置，目镜挂在钩子上。他数了数柜里的表。十二块。一块没少。
收摊的时候，天快黑了。他把木牌卸下来，放在三轮车上。油布棚拆了，铁管一根一根拔出来。风又起来了，带着夜里的凉气。他骑上三轮车，往家走。
骑到钟楼底下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钟楼上面的钟，指针指着六点十二分。他抬头看了一眼。钟面灰蒙蒙的，鸟粪和灰尘积在上面。他看了几秒钟，蹬上车，继续走。
回到家。他把三轮车推进院里，锁好。进屋，拉开灯。灯光昏黄，照着他放在桌上的那块上海表。他坐下来，看着它。表盘上的字，磨得看不清了。他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又放回去。
他点了一支烟。烟抽到一半，他拉开抽屉，翻出一个本子。本子的皮磨破了，露出底下的纸板。他翻开，找到空白的一页。笔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才落下。
“3月11日。修了一块上海表。后盖拧不开。拧了两次。后来拧开了。游丝上有锈。挑了。”
他停了一下。又写：
“手不稳了。”
他看着这几个字，看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放回抽屉里。烟还在烧。他掐了烟头，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黑透了。远处的钟楼，在夜色里只剩下一个影子。
他看了很久。不知道在看什么。然后他拉上窗帘，把灯关了。屋里黑下来。只有桌上的那块上海表，在黑暗里，滴答，滴答，滴答。走得好好的。
那晚之后，马波就开始早起。
他平时五点半起，推车去菜市场。那天他四点半就醒了。天还墨黑，他坐在床边，把那双解放鞋看了很久。鞋底有泥，昨日的泥，干了，发白。他穿了鞋，没去菜市场。
他推着三轮车，走街。晨雾还没散，路灯还亮着，昏黄的一团一团，照在青石板上。他走得慢。车斗里空着，没有菜，没有秤砣，轮轴吱呀吱呀地响。
钟楼在街的尽头。他推着车，走到钟楼下，停下来。
晨光刚起来，淡淡的，从东边楼缝里漏过来。钟楼的钟面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雾。指针指着六点四十几。他抬头看钟，看了一会儿。车停在路边，他站在车旁，一只手搭在车把上，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他仰着头，脖子仰得很直。晨光在他脸上，把那道旧疤照得发白——那是1980年冬天，在码头扛包，麻绳勒的。
扫街的老头从街那头扫过来。竹扫帚刮着路面，沙沙的。老头扫到他跟前，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往钟楼上看。
“看什么？”
“钟。”
老头眯起眼，看了一会儿钟楼。钟楼灰扑扑的，跟每天一样。
“钟怎么了？”
“它响过。”
老头看他一眼。马波还仰着头。
“钟楼天天响。七点一下，十二点一下，六点一下。天天响。”
“夜里响过。”
“夜里？”
马波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推起三轮车，走了。轮轴吱呀吱呀地响，响过街口，响进晨雾里。老头站在原地，看了看他的背影，又看了看钟楼。钟楼的指针走了一格，六点四十五了。老头摇摇头，继续扫他的街。
马波推着车，没有回头。他想起那个夜晚——1980年11月11日。
那是个晴天。白天还是晴天。他在码头卸了一天的煤，肩上是煤灰，嘴里是煤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