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布棚支起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
马波把四根竹杆插进水泥地的窟窿眼里，最后一根有点松，他蹲下来，从兜里摸出一截铁丝，缠了两圈，拧紧。棚布哗啦一声垂下来，遮住了半边天。他直起腰，看了看棚顶，那块补了又补的油布，去年冬天让风撕开一道口子，他自己缝的，针脚粗，但结实。
玻璃柜搬出来，放在木架上。柜面擦得亮，倒映着对面钟楼的尖顶。他拿一块绒布，把柜子里三层都抹了一遍——第一层放表带，第二层放工具，第三层，几块等着取的表，都用白布包着，一块一块码好。
木牌挂出去。四个字，修表。
他生了炉子。蜂窝煤，半块，够用一下午。搪瓷缸搁在炉边上，水还没开，他先点了一支飞马烟，吸了一口，吐出来，烟往钟楼那边飘。
钟楼响了。
八下。
他看了一眼——分针指在八分的位置。那口钟，还是慢四分钟。慢了很多年了。他记得，1980年之前，它准过。
他把烟掐了，坐下来，戴上目镜，从柜子第三层取出一块表。
钻石表。十七钻。表主是个干部，托人带来的，说走走停停。他拧开后盖，看了一眼机芯——游丝乱了。他换了游丝，用镊子拨了两下，齿轮咬合住，秒针动了。
他盯着秒针走了一圈，两圈，稳了，才把后盖拧回去。
下午人少。风从棚子底下钻进来，凉飕飕的。他把棉袄领子竖起来，又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搁在缸沿上。
柜台上还躺着一块修好的表。上海表，普普通通，表盘有裂纹，他换过表蒙。他把表拿起来，上弦。
一圈。
两圈。
三圈。
他书着。四圈，五圈，六圈，七圈。
他停了一下。
八圈。
他看钟楼。那口钟，还是慢四分钟。
八个。1980年之后，他“处理”了八个围着帐的人。
王本善。他记得他的表。上海表，慢七分钟。那人来修表那天，穿一件蓝布褂子，说表走得不准，让他看看。他拆开，摆轮轴断了，他说得换，王本善说行，过两天来取。两天后他没来。后来也没来。表还在他柜子里，白布包着，上好了弦，走得准。
薛长贵。上海表，游丝断。那人把表递给他，说摔了一下。他换了游丝，说三天后来取。三天后，也没来。
老吴。梅花表，洗油。他说表里有灰，得清一清。老吴说好，你弄，我回头来拿。回头——没回。
他给表上弦。一圈，一圈，一圈。表不能停。停了，就死了。他记着他们。他给他们留表，上弦，让表走着——人没了，表还走着——这是他唯一能做的。
天擦黑的时候，他把柜子里的表收进去。那块钻石表，他放在白布里，搁进第三层。修好的上海表，他上满了弦，也搁进去。
他熄了炉子，把搪瓷缸里的凉茶泼在地上，收了木牌，拆了玻璃柜，拔了竹杆，油布棚叠好，捆在自行车后座上。
他没急着走。他站在街边，看着钟楼。那口钟，在暮色里发着暗黄的光。分针还停在八分的位置。
他推着车，过了钟桥。
桥下河水是黑的，映着两岸的灯。他走到桥中央，停下来，靠着栏杆，看了一会儿钟楼。那口钟，从这儿看，小了，但还在走——慢四分钟地走。
八个人。
他想起他们的脸。王本善的，薛长贵的，老吴的……还有另外五个。他都记得。他们围着帐，帐没了，他们也没了。他清的。上面要清。他不清，上面就换人来清。换人来清，会有更多人死。
他清，至少他记得他们。
他摸了摸胸口。那里什么都没有。帐本不在了。交出去了。
他推着车，继续走。
老屋在巷子深处。门是木头的，门轴锈了，推开的时候吱呀一声。他没有开灯。黑暗里，他摸到椅子，坐下来。
屋里有一股潮味。墙角堆着旧报纸，桌上搁着一只搪瓷缸，缸底有一圈茶渍。他坐了很久，没动。
“八个。”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哑的，像锈铁刮过石头。
“我欠了八条命。”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边角卷了，发黄。照片上是钟楼，1980年拍的，一群人站在钟楼前面，他父亲站在中间，穿着灰中山装。
他看了一会儿。父亲的脸上有一道折痕，正好从眉心劈下来。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墨水洇开了，但还是能看清楚：
“钟楼修成，合城平安。”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坐了一会儿。
窗外，钟楼又响了。八下。
他书着。一下，两下，三下……八下。
他闭上眼。
“爸。帐，我交出去了。命，我记着。”
正文
玻璃柜底下的蓝布包着那沓纸。马波把它抽出来的时候，灰尘在月光里浮起来，慢慢落回原处。他没开灯。
纸页卷了边，最上面一张记着日期，蓝墨水，字迹工整。那是他的规矩，修一块表，记一笔。收了谁的表，什么毛病，换了什么零件，收多少钱。他记得每一块表。他更记得，每一块表的主人。
翻到第三页。王本善。
上海表，慢七分钟，收五角。
他记得那天。王本善把表摘下来搁在柜台上，说：“调准。”
他拿起来，拧开后盖，看了看游丝。“七分钟。得调。”
“调准。收五角。”
他调的时候，王本善站在柜台外面，没走，看着他手里的活。他调完，上紧发条，对了一下时间，递过去。
王本善接过来，戴好，低头看了看表盘。然后他说了一句，他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马师傅，你的表，比我的人还准。”
马波的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
他记得王本善走的时候，袖口磨白了，领子也磨白了。走到门口，回了一下头，说：“盘完库，我再来。”
没再来。
马波翻过一页。薛长贵。
上海表，游丝断，换游丝，收两块。
他想起来了。薛长贵把表放柜台上，说：“这表是不是该退休了？”
他拿起来，拧开后盖，看了一眼，说：“游丝断了。”
“能修吗？”
“游丝换一根，还能走十年。”
“那就换。”
薛长贵取表那天，他记得，是月底。薛长贵把表戴好，甩了甩手腕，说：“帐对上了。”他当时没听明白这句话。后来他想明白了。薛长贵是纺织厂的出纳。他说的帐，不是他马波的帐。
薛长贵后来死在河汊里。捞上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蓝布工作服。手腕上，表还在走。
马波的手指从薛长贵那行字上移开，翻到下一页。
老吴。梅花表，洗油，收三块。
老吴是供销员，来修表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他把表搁柜台上，说：“马师傅，你看着修，多少钱都行。”
他说：“洗个油就行。”
“行，你看着办。”
老吴取表那天，天冷了。他付了钱，把表戴好，临走说了一句：“天冷了，你早点收摊。”
马波说：“恩。”
老吴走了。后来煤气中毒，死在家里。听说被发现的时候，手表还在床头柜上走着，走到没劲了，停在那儿。
马波又翻过一页。后面还有名字。五个。供销员，保管员，记帐员，车间主任，门卫。
他记得他们的表。供销员戴的是宝石花，表带断了，换过一根尼龙的。保管员戴的是东风表，进水了，他拆开烘干，收了五角。记帐员戴的是钟山表，秒针掉了，他配了一根，没收钱。车间主任戴的是海鸥表，摆轮坏了，换了一个，收了一块五。门卫戴的是老式中山表，表蒙子裂了，他给换了一块，收三毛。
五个人，五块表，五个时间。他记得他们最后一次来取表的样子。他们都说了差不多的话。有的说“下回再来”，有的说“修得挺好”，有的说“天凉了，早点收”。他们都走了。他们后来都没得好。